张丕烈

祖父名炯，字星舫。1879年7月17日（光绪五年六月初一）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原属常德县）聂家桥乡熊家铺村张家湾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里。曾祖父张毓森、字焕丞，膝下子女七人，我祖父居长。祖父自幼秉承家训，聪明好学，谙研经史，以期求取功名，正值他二十四岁时，便以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一、兴教救国

青年时代的祖父,凭着满腔热血，毅然走出书斋，丢下经文，首先在故里推倒庙宇的木雕泥塑，创办起新学堂。为解决经费不足，在家乡荒芜的湖面大量种植湘莲，以弥补资金匮乏。就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仅几年之间，祖父先后创办了熊家铺小学、洞阳观小学、月亮庙小学、范家潭小学、雷家坡小学、康家庙小学、王公庙小学和赵家祠堂小学等八所国民小学，统称为“莲湖小学”。后人又称之为“莲湖八校”。祖父自任教习，奔走于各学校之间，任劳任怨，为家乡培育了大量人才。

祖父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理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1906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省西路师范速成班，同年，又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前身）理化系。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当年，奉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仁之命，先后赴黑龙江齐齐哈尔两级师范学校及山东省高密县省立工业学堂任教，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秘密从事反清的革命宣传和联络革命党人。从此我祖父以坚定的思想信念走上兴教救国的革命之路。

1920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委派祖父为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在教学方面，主张接受新文化，顺应“五四运动”新潮流，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推广普通话，学习拼音字母；在用人方面，以人为本，用人唯才，聘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如夏佛尘、罗初袖、牟省思等十余人来校任教；在管理方面，倡导师生平等，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思想大为解放。

1922年，我祖父在常德城里开办了“常德文化书社”，销售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一些进步思想的报刊、杂志。如《新青年》、《民报》、《革命军》等，并经常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的“长沙文化书社”有业务联系。1929年我祖父任湖南教育厅厅长，广植师资，增设职业学校，为以后湖南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邀祖父回湖南任湖南第四行政区专员（湘西地区）兼乾城县县长。行政区管辖乾城、凤凰、永顺、保清、麻阳、沪溪、古丈等七县，俗称为屯区。区内各县均为苗族与汉族混住之处，素称为难治之地。该地区，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文化极其落后，尤其苗族人民子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为改变湘西的落后面貌，他在当地的知名人士石宏宽（苗族）、石启贵（苗族）等的协助和支持下，创办了“屯区中学”，他亲自兼筹备主任。

1946年，年近古稀之年的祖父，老骥伏枥，为纪念故人谭祖庵先生，他又在湖南南嶽筹建了“祖安中学”，并自己出任校长，为建校及筹措办学经费、师资聘用等事项上，无一不事必躬亲。总之，为了兴教救国这一坚定信念，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二、投笔从戎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十多个省市宣布独立，响应起义，很快在全国形成民主革命高潮。次年3月，祖父由武昌回湖南常德主持全县的党务工作，同时还兼任该县的教育科长、教育会长、禁烟所所长、小学教员养成所所长及常德县劝学所所长等职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先后任湖南抗敌救国会主任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南京分会干事、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湖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乾城县长等职。1948年古稀之年的祖父，辞去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1949年离长沙经湖北恩施，乘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专车去重庆，后经香港转道台北。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及中央日报董事。

祖父的初衷，本欲走兴教救国之路，无奈生于动荡年代，不得不投笔从戎。为推翻帝制、教育兴国、护法、讨袁、北伐、抗日转战南北，为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统一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作出了一定贡献。虽诸多坎坷，但壮心不已，为祖国、为人民竭诚尽心，鞠躬尽瘁。

三、为官之道

1.不计名位，笃于友谊：1929年，祖父被任命为武汉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公报股长、领少校衔。当时推荐他的杨士杰，还恐我祖父不能降格相从，没想到祖父却欣然同意了。1936年（民国一十五年），国民党于南京举行中央全会，祖父被提名为中央监察委员候选人，但祖父主动推荐友人彭全方先生参选，放弃了升任中委的机会。1945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举行全会，祖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届大会所有的主席团成员均候选中委，唯祖父一人不参加中委竞选，原因是祖父考虑到湖南青年同志欲参加竞选者众多，故主动让贤。他曾多次向家人表述说：“我不想卷入中央的权力斗争中去，而只想留在地方工作，贴近群众，能为百姓做实实在在的事，就满足了。”这是他一生中，处处体现的一贯思想。

2.体恤民众，不摆官架：1937年祖父任湖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乾城县长时，我们全家也随之迁往乾城。该县号称不毛之地，又是苗汉杂居地区，不但百姓贫困，而且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为湖南的重患之地。祖父到任后首先是体察民情，经常手持藤杖，脚穿草鞋，走访辖区的村村寨寨，访贫问苦，问寒问暖。看到群众生活极端困苦，而乡、保、豪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不少穷苦农民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祖父心里十分焦急。一方面他带领各县党政人员大兴农田水利，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减免苛捐杂税，发放救济粮。甚至在青黄不接时，还在自己家门口设立救济点，搭粥棚。再者，祖父严惩贪官污吏，惩办一些作恶多端的不法之徒。

3.讲德治，施仁政，平息匪患：湖南湘西匪患猖獗，全国闻名。清末秀才出身的祖父，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中，他懂得以德教化人的道理。上任伊始，首先深入匪区体察民情，化民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动员从匪家属，劝告亲人下山，恢复生产，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在他的努力下，只用短短三年时间，就使湘西的混乱局面大为改善。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产生活得到恢复和发展，湘西面貌焕然一新。据说祖父离开湘西时，当地百姓在乾城县为他立了一座石碑，以颂其功而怀其德。

1947年，湖南常德地区遭遇十几年未遇到的特大洪灾，祖父闻讯后，立即四处奔走呼吁救援，并和常德地区的旅省人士及社会贤达积极募集钱、粮、衣物等送往灾区，接济和安抚灾民，同时向省政府呈报所需物资。经祖父多方努力，当时省政府确立常德地区为乙级灾区，重点救助，减免当年赋税，并且下放救济粮款，这才使灾区人民勉强渡过了这场天灾。

祖父自幼耳濡目染的是百姓的贫困和不幸。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养肥了贪官污吏，又刮尽了民脂民膏。再加上军阀的连年混战，死伤的是百姓的儿女，消耗的又是百姓用血汗换来的财富。所以，祖父心中一生不能忘记的就是：天下最苦的是老百姓；天下最可怜的是老百姓；天下最可爱的也是老百姓。

四、严于律己

祖父为官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如果说这是他的秉性，那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则是他的美德。

1939年，我的曾祖母在常德逝世，祖父回家奔丧。主张丧事从简，不发讣告，更不相邀社会名流，绝不大操大办，不收任何祭品。安葬之日，常德县县长郑达曾备丰厚的祭品亲自前来祭奠。祖父只接受了他的鞠躬和慰问，祭品则原封送还。1940年，祖父因病回故里疗养。此间日寇侵犯常德，祖父携全家五口沿沅江西上去辰溪避难，途经沅陵县，旅住在简陋的“竹园旅社”。沅陵县警备区司令长官孙长钧和行政专员陈迪光等亲自来竹园旅社要接我祖父一家人入住警备司令部，却被他婉言拒绝了。

祖父在任期间，政府配车给他，但他上下班从来都是以步代车。1945年，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路径长沙时，以私人情谊赠送给祖父一辆小轿车。但祖父并未据为己有，而是放在湖南省党部里作为公用车。在一般人看来，汽车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用来炫耀自己的工具，可是祖父却是拒而远之。这就是祖父的为官律己之道。

1958年7月17日是祖父的八十寿辰，同仁故旧们一致欲为祝寿，在未取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竟在他的寓所里悬挂起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寿”字中堂一副，悄然办起了寿庆。从早到晚贺客盈门，大家都来为一位八秩寿星称觞祝寿，就连党国元勋于佑任老先生也亲往祝贺。可是我祖父却早在三天前就远避于清幽自在的市郊去了，没有接受任何表示。归来后，还连日冒酷暑一一登门致谢。

五、高风亮节

祖父为官的一生，是清廉的一生，未染一点官场恶习。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贪不腐，不摆官架子。下乡视察不坐汽车，而是藤杖、草鞋、步行。人们都以“跑公”称之。常年布衣蔬菜，虽耄耋之年，其俭朴之风仍未改。从不以衣帽炫耀、示威，而稍有节余即周济邻里和故旧。事必躬亲，从不呼奴唤婢，不准家里雇佣人，家务事由全家人共同来做。身为国府的高级官员，不纳三妻四妾，生活作风非常严谨，真可谓出淤泥而不染。

祖父身在官场却心系民间，从不放过每一次访贫问苦、体察民情的机会，见了百姓总是嘘寒问暖，耐心倾听百姓的意见，百姓如以事相求，能办到的绝不推诿，绝不从中牟利，雷厉风行，尽力而为，不打官腔，不能办的事，以实情相告，绝不故弄玄虚，骗取人情。

祖父的一生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买书。为官几十载，从未拿出钱来添置田地，连修建住房都很吝啬，可是祖父花几百元购置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却不心疼。穿布衣、吃粗粮，处处节俭，然而建设他的书库却不惜重金。祖父的业余时间都是与书为伴，在书房里渡过的。八年抗战，住处连年搬迁，其他的东西丢失得所剩无几，唯独他的书一本也没丢，而且越搬越多，真可谓“视书如命”。

我祖父一向以“不说假话，不做假事，做了再说，不做不说”这句话律己勉人。他以言行教人，以身示范。就在他担任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时，一年冬季，大雪纷飞，学生们要求学校设火盆取暖，并几度与校方训导员发生冲突，恰巧这时我祖父刚从十里外冒着风雪严寒，赤脚草鞋走回学校，学生们看到校长这种刻苦精神，深受感动，便自动取消设火盆的要求，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六、仙逝异乡

1958年8月15日6时30分，祖父在台北寓所逝世，享年八十岁。台湾当局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为祖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蒋介石特题颂“卓行流芳”横额悼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由张历生、谷正纲、余井塘、贺衷寒四人以党旗一面覆盖灵柩上，以兹褒奖。前往致祭吊唁的党、政、军高级首长有陈诚副总统、张群、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吴忠信、张道藩等千余人。据报道，在台湾历年的丧事中，比我祖父丧事办得铺张的人固然不少，但是如此隆重感人，如此充满崇敬与哀悼的、真情的，却难得一见。除了台湾当局以外，还有很多社会团体，如湖南省党部、中央日报社等，更有许多是来自台南、台中、台北地区，还有来自三重镇及新庄等地闻讯赶来祭悼的百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祖父生前都未曾谋面过的。

在蒋介石亲题“卓行流芳”的挽匾下面，灵堂中摆满了挽联和挽诗，灵堂外面的花圈一直排到了新生北路，这些花圈、挽联都是崇拜祖父、纪念祖父的人们亲自送来的。祖父如果有知，一定会反对人们为他这样做。但是，他必然不能忍心拒绝人们对他老人家的这一片崇敬之心，每一句挽词都是人们心里的一声痛哭，每一朵鲜花都是人们眼中的一滴泪水啊！

祖父致力于祖国的振兴，民族的安康，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了他所崇敬的事业。祖父在台十年，无时不在思念大陆亲人同胞，牵挂家乡父老，尤其晚年常常独自一人默默地隔海相望，祖父连做梦都在想着祖国的统一，两岸团聚呀。“落叶归根”这个本来很正常的愿望，却成了祖父终生的遗憾啊！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祖国像一条巨龙已经开始腾飞。旧中国的贫穷、软弱、屈辱已经成为历史，祖国的日益强盛已成事实。中华民族正在以亘古未有的精神气概创造着前无古人的光辉业绩。中国人扬眉吐气、真正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祖父在地下如果有知，应该含笑九泉。

人生在世，不免要历经风雨和坎坷。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有了不同的经历罢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会留下许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求的东西，而往往正是这些东西才是生命中的真、善、美之所在。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足迹，去寻找和体味那段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岁月。感悟那段历史，相信会有一种感动的情绪萦绕在我们心间，他们应当被我们记起，可我们却常常把他们忘记。

张丕烈2015年6月於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