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  文

陈采夫(1905-1958)，名泽芹，化名蔡大情。出生于临澧县修梅乡。1925年1月下旬，陈采夫赴粤报考黄埔军校，入第三期步兵科，经同乡王尔琢、贺声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团政治指导员和军政治部社会股长等职。 陈因推动和平解放常德地区有功，解放后被任命为常德专员公署第二副专员，在治理洞庭湖及荆江分洪工程中，他任副指挥长，工作艰苦深入，受到党和人民的好评。1955年5月，调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1958年1月24日，陈采夫去世。

（一）

1936年9月10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入伍生1940人，散驻于南京通光营房、小营及炮标等地上课。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军校奉命西迁。途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铜梁转进，长途跋涉四千多公里，饱尝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之艰辛。学生因此而伤病死亡者达60多人。三年学制因抗日急需人才而缩短为两年。1938年9月16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生于铜梁毕业时，还有1412人，即赴抗日前线。

    该总队在西迁的途中，还为十四、十五期招募了成千新学员。如此庞大的队伍除了行军，还要上课，其困难比以前在广州、南京和此后在成都的军校本部要大得多。陈采夫毕业于黄埔三期步科，时任第十三期总队副，总队长是同乡、军校一期生于认曲（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曾任解放军21兵团中将高参）。

    在陈采夫到达南京中央军校任总队副之前，军校内的财经十分紊乱。虚报冒领和层层贪污克扣等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学员情绪低落、纪律松弛。陈采夫就职以后，立即着手革除弊端，宣布约法三章。由于有了严格纪律，多数长官按章律己，很快扭转了紊乱松弛的局面，使西迁途中的师生们保持了克服各种困难的高昂情绪。

    全面抗战伊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急需弹药、药品等军需物资。为支援前方，总队决定将学生的六十元服装费减为三十元。此举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不满，又以为总队是在克扣军饷，引发了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学潮”。日本“朝日新闻”将此事渲染报导成军校学生的“反战行动”。为正视听，陈采夫找来闹事学生的头头。该生即名震湘中的姜亚勋，宁乡人，时在步科三队，是一位血气方刚、立志抵御外辱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陈采夫与他算了细账，说明了总队决定的缘由，言谈之中，不免以上级身份作了些训斥。姜亚勋回到驻地后，对陈的谈话心存余悸，加之有的同学告诉他：陈总队副其人脾气暴躁，疾恶如仇，你带头闹事，往后恐难善待于你。因担心受到总队处分甚至被杀头，姜亚勋立即自行离队，投奔其他抗日队伍去了。

    无巧不成书。临到解放前，陈、姜两人都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分别从事地下工作。陈是湘西地下武装——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总队长；姜是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的司令员，且早已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们两人曾同在常德专署任副专员，又先后调省水利厅任副厅长，成了隔壁邻居。姜亚勋仍常在私下直呼陈采夫为“老师”、“先生”。不知底细的人，当然不会明白个中原因。其实，他们在军校第十三期时，确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姜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二）

    1947年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部向中原地区挺进，所辖李人林部队因医药奇缺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严重影响行军作战。陈得知这一情况后，由衢州返故乡临澧，商请县警察局长侯方宇（后加入“民促社”，解放后任临澧县水利局长）出面，向县医院院长刘禄德做工作，筹到当时急需的西药及外敷用的纱布药棉共四担。旋即由侯局长派警察两名，陈采夫派随身副官一人与李人林部队的代表将药物安全送抵中原军区部队，解了燃眉之急。

    1948年，他由广州迁驻长沙，任军运指挥部副指挥时，通过中共地下党员许在一、黄人凌同志的努力，终与省工委取得联系。接受省工委领导后，组建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秘密发展组织，进行策反工作。发展对象为国民党军、政、警、宪中的中上层人员，由于他们中有些人态度暧昧，个别人甚至立场顽固，担心工作一旦失误，便有人头落地之灾祸，因此工作不很顺利。当时，他受党的指派，置生死于度外，积极进行策反工作。1948年秋与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在姜家有过一次诚恳的谈话。姜说：“我们打共产党是打不赢的……我向张镇（宪兵司令）上了一个条呈，劝他把宪兵部队集中到湘西湘南，看看时局的变化再作打算，他没有理我。必要时我只好一个人干。你觉得怎么样？”陈采夫镇静地说：“蒋介石已垮，国民党必亡，你说的上山的办法，恐怕也保不了你的身家性命。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共产党。”姜团长当时激怒地说：“我是宪兵团长，难道叫我投靠共产党不成？今天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陈采夫继续说：“我很了解你，你现在很彷徨苦闷。虽然说得冒失一点，但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以为靠拢共产党是我们大家今天的唯一出路。”姜说：“我从来没有碰到你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说客，竟然要我投降共产党。”陈又说：“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好汉要弯上转。你我都是黄埔学生，你一贯反共，我也是反共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再反就很危险！这不是开玩笑，我是提起脑袋来和你说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相信你不会把我怎样。”姜听后，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你以后少搞义务宣传。今天碰到我，算你走运。”说完，就送陈出门。过后，陈又通过马子谷等人继续向姜团长做工作，并多次邀姜到家里吃便饭，消除他的顾虑，并非常诚恳地说：“你我都是黄埔学生，当初到广东去，是为了革命，后来走错了路。现在有机会，回头是岸，犹未为晚，不要再犹豫了，快下决心吧！”姜在陈采夫多次劝导下，终于下了决心，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准备适时率部参加起义，不仅自己加入了“民促社”，还在宪兵团内及其他朋友同事中发展“民促社”成员，出色地完成了省工委交给的许多重要任务，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较大贡献。解放后，宪兵第十团在安仁改编，姜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五十三军二一七师师长。

    陈采夫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地向可以争取的对象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化敌为友，发展“民促社”成员，使许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

    1949年元月，国民党退伍连长谭杰（慈利县人）来到陈家。陈采夫与长子陈克琅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认清形势，使他决心跟共产党走，并加入“民促社”。陈采夫要他回临澧、石门县一带建立地下武装，打击反动武装。并对谭说：“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只能送你一支手枪二十块光洋作为你的活动资本，一切全靠你自己去努力。如果有可能，我会派人来协助你领导部队。”谭杰受命之后，于1949年2月率陈松桂、郭玉乾、秦国栋、明季政等人夺枪起义，上太浮山打游击，2月下旬发展到40多人枪。省工委于3月委派正遭特务追捕的中共党员朱明超（原名刘静），与共青团员朱芳（原名杜桂珍）假扮兄妹到达这支部队，建立起党组织，四处袭击敌人，后发展到二百多人枪，成为湖南人民解放军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谭杰为大队长（加入了共产党），大队政委吴士元（中共桃源区工委书记），副政委朱明超。这支部队发展迅速，活动于常、临、桃等地，是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1949年5月初，省工委会议把全省各地壮大武装、公开起义作为各地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周礼在面授方用成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方用任书记）的同时，嘱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政委，指挥六个突击大队的武装斗争。斗争烈火遍及常德、益阳两地区的十多个县市。1949年7月1日突击总队由陈与方用同志签发了第一号《战斗命令》，要求各突击大队“立即在精神上动员各级干部和群众，人人都应有‘明日起义’的准备，以配合解放军的主力来解放这一地区”。随后发出第二号《战斗命令》，给各突击大队下达战斗任务。

    同午六月下旬，澧县的第四突击大队在左承统、谭徽岗、刘玉舫、李代宣、龚剑平等中共党员领导下武装起义，夺取乡公所枪支，被国民党当局察觉，知道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是当时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陈采夫。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副总司令周磐（驻常德）便下令通缉陈采夫，“活捉者赏光洋五千块，打死者赏光洋两千块”。陈采夫被迫转入地下，在石门、澧县、临澧、桃源、安乡一带坚持指挥武装斗争。当时特务四处追捕他，他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一个夜晚转移两三处地方。1949年7月中旬，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对突击总队下达命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军行动。”由于陈采夫在不停地转移指挥所，一时联系不上，就派陈的儿子陈克理随方用由长沙到常德传达上级指示。湘东师管区第二团团长刘鸣球（“民促社”骨干）为陈克理搞一套师管区司令部的军官服及符号证件戴上。陈克理化装为上尉副官，随方用同往常德。到常德后，方用拿出两本黄色小说及米汤与新毛笔，口述命令原文，由陈克理记写在小说书页内，即离开常德到临澧，找到“民促社”成员临澧县警察局长侯方宇。他也一时说不准陈采夫的行踪，只告诉了几个秘密联络点和联络暗号，陈克理步行三天中找了数个联络点，才找到陈采夫。他身边仅有十多人的警卫，看了用碘酒显示出来的华中局指示后，当即下达了《战斗命令第三号》，派人分送六个突击大队。并将六个大队的人员、武装分布、战斗情况告诉陈克理，要求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并一再叮嘱：“你在临澧县城读过几年书，很多人认识你，一旦认出，你身上这套军装也救不了你，我的一位优秀联络员李忠涛已在临澧被捕了（后英勇就义），至今下落不明，你不能再在临澧露面了，迅速返回长沙，这些情况只能直接向涂西畴同志当面禀报。如若被捕，宁可死在酷刑之下，也不能说出半个字来，这是党的机密，关系着突击总队一两千人的存亡啊！”从来不将父子之情形露于色的他，此刻也流露出一缕离别之情，他看了儿子一眼之后，挥手道：“走吧！多多保重。”未满十七岁的陈克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迅速返回长沙，在化龙池找到涂西畴同志，如实作了汇报。

（三）

1949年7月下旬，常澧地区解放。八月初，南下干部组建的常德地委领导到达常德城。陈采夫向地委领导详细汇报了起义过程及各方面情况，随后表示愿意解甲归田，回乡务农。因为当时省委对陈采夫的工作还没有安排（这一级干部的工作应由省委呈报中南局批准），地委就表示同意他暂回临澧老家休息一段，他就回家了。回到乡里，他热情支持两个在长沙曾协助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儿子陈克琅、陈克理参加了解放军，并希望另两个在初中上学的孩子陈克琛、陈克旋随他在家务农或去长沙铁路上当工人学徒。

    1950年春，省府给常德下电令，任命陈采夫为副专员。柴保中专员与孙云英副专员两函促采夫到职理事，乔晓光书记又写信并派王浩同志（时任地委副书记）专程到临澧乡下迎接他到常德任职。随后，省政府袁任远副主席也写信给陈采夫副专员说：“听说你已到职了，希望你好好工作，补偿二十年来的损失。”以示勉励。

    陈采夫到任后抓哪个方面的工作？地委讨论决定由他抓农业生产工作。这个分工是很合适的，因为柴、孙两位专员都是刚到南方的北方人，还来不及熟悉湖南的农业生产，而陈采夫是本地人，对农业生产又比较熟悉。

    据孙云英（时任副专员）回忆：“当时我给他谈了地委决定后，他很高兴地答应挑起这副重担，并立即给我讲了一些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意见以及一些听后感到很新鲜的农谚，我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湖区遭受水灾，1950年春荒严重。陈采夫先深入到南县笃信乡蹲点，不畏艰苦，不怕挨饿，取得抓生产救灾的经验后，在全地区推广，胜利地渡过春荒，争取到了1950年农业丰收。

    他不怕困难，认真负责，工作细致；作风上联系群众，艰苦与共，廉洁奉公。他在荆江分洪工程中任副指挥长时，常年住在工地，身着灰布制服，脚踏草鞋，一根竹竿当拐杖，从一个工区走向另一个工区去检查，去学习。许多民工都认识他，他也认识许多民工和基层干部。1954年洪水泛滥时，哪里灾情紧急，他乘的小轮船便开到哪里，处理险情。

    1955年陈采夫同志调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继续在治水兴利战线上勤恳工作，无论天寒酷暑，常乘工作小火轮奔忙在湖区的河湖港汊之中。偶尔小火轮搁浅在浅水沙滩上难以启动时，他就凭借其身高体重的优势，在船上叉开两腿使劲左蹬右踏摇晃船身，协助摆脱搁浅困境。休息时他也和同事们玩扑克牌，不摆官架，平易近人。有时在湖滨村镇看见卖晒干的杂小鱼虾，常买上几斤带回长沙家中改善伙食，妻小为之高兴。

    1955年冬，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并成立了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湖南省委也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和省政府领导下的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陈副厅长是水利厅参加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为加强其科学技术研究，在委员会领导下又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由湖南医学院院长齐镇坦为主任委员，陈副厅长为副主任委员，一些专家教授为委员。陈老分工结合抓兴修水利，进入湖区查看钉螺分布的特征和规律，调查疫区病人感染情况。由于陈老身体过胖又患关节炎，行走不便，尤其在芦苇丛生的泥泞湖洲港汊中工作时就更困难了。他却坚持不让青年人搀扶，套上草鞋要了一根竹棍拄着行走，这使随同陈老查看钉螺情况的人都很感动。

陈老经过不同特征疫区进行实地详查分析后，分别提出各种结合兴修水利来灭钉螺的具体措施。在湖区采用这些办法大力开展消灭钉螺的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中央九人小组和省委领导的重视和表扬。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血防工作会议时，请陈老就结合兴修水利来灭钉螺做了专题发言。至今，在湖南省档案馆还珍藏着陈老于1957年9月撰写的《关于我省结合兴修水利灭钉螺的检查总结和若干技术问题的商榷》长篇报告。   

据当年在工作中与陈采夫同志接触较多的赵畅同志（先后任省委血防办专职副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兼血防办主任、省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省政协委员）深情地回忆：“陈老虽已去世40多年了，每每想起和陈老相处的日子，他的高尚情操仍在感染着我。他的艰苦与共的作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看到现在全省血防工作的进展和随着科技进步采用的新措施而取得的新成绩，便联想到可以告慰陈老安息在九泉之下。对尊敬的陈老仍深切怀念。”

陈采夫同志出身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仅在常德第二师范（现常德市一中）学过一年半载的文化。据说，1942年陈采夫授中国远征军少将副师长进入缅甸与盟军并肩对日作战，旋任远征军总部中美巡回教育组组长，配合美军顾问和技术教官向远征军传授各类新武器的运用技能。他为提高效率，竟很快就练到了可同美军顾问用英语简单对话的口语能力。解放后，在水利厅工作时，在某次抢险除险中，要当即选择确定应急的工程技术措施，由于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自己又缺乏有关的技术知识而难以立断，他深感不安，从而决心学习有关技术知识，买回了一些相关科技书籍（其中一本是我国刚翻译出版的《工程水利学》）。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内容，就拜工程技术专家为师，或请到家里虚心求教。五十多岁的人，为工作而勤奋求知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四）

    临近解放的前一年冬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陈采夫在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把几个年长的子女召集在他的卧室中，沉重地说：“我在军队中干了二十多年，打过日军，也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不义之战，罪孽深重。我决心以实际行动向共产党靠拢，向人民投降，求得共产党和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中国被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官吏腐败，政府无能。庆祝八年抗日胜利的鞭炮声还在耳边回响，内战的枪炮声又被打响，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已满目疮痍。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有救，你们才有前途。”又说：“我决心已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前途艰险生死未卜，望你们好自为之。你们几个大一点，要理解我这番苦心。万一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你们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弟弟们成人之后，要引导他们走这条路。”

    在陈采夫的鼓励与支持下，大女儿陈克玲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不久由郭亮同志的妻子介绍加入了地下党，现已在湖南大学离休。长子陈克琅，1948年夏高中毕业后，即与同班同学林秉元（林伯渠之女）同往香港新华社参加革命。1949年陈采夫调离长沙时，陈克琅便由香港回长沙任“民促社”秘书，做策反联络工作，解放后参军，1950年在空军部队入党。1986年9月，任中共株洲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次子陈克理，1948年组织临澧“民先队”，后又到长沙参加策反联络工作，1949年9月

参军。

    陈采夫在解放后担任过常德地区副专员、水利厅副厅长，但从不准子女及亲属借他的名义谋取私利。他多次对子女说：“党和人民不咎既往，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与权利，给予我很高的地位与待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深感有愧。我现在以戴罪之身，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只求将功补过，立功赎罪。”又说，“你们是有光明前途的，但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不能用我这点职权给你们提供什么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7年夏，三子陈克琛从武汉水利学院本科毕业，其名单被分配到湖南省水利部门，当时陈采夫任水利厅副厅长，得知此事后要求水利厅将其档案退回另行分配，结果分到了东北。二十多年后陈克琛调到长沙，才听说此事。

    吉开贵，解放前曾是陈采夫的司机兼警卫员，解放后在农村。1955年陈调水利厅后，他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开车的工作，当时司机缺少，完全是可以办到的。陈采夫留他在家中住了很久，出钱给他医病，并送路费给他回家，但一直没有通过关系给他安排工作。

陈采夫私事外出，不用公车。有时因公外出，子女们搭一下便车，他也不答应，甚至不准年幼的子女凑近汽车好奇地摸一摸。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他在政协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被引为“罪证”，陈受批判后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他感到已到绝路，一时想不通，于1958年元月自溺于湘江，时年58岁。临终给子女的遗书中写下：“我罪孽深重，咎由自取，只有一死以洗清罪过。你们对共产党不能有丝毫怨恨之情，应进一步靠拢党组织，努力工作，以尔等之功，赎罪父之过。望善自珍重。”

    1979年，中共湖南省委对陈采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名誉。同时，其骨灰放到革命陵园主厅。由谷子元部长亲自批示，将其“文革”中被赶回农村的母亲迁回长沙，并按月发给生活费。其儿子五人及大姐也得到了公正待遇和妥善安排，在三中全会以后又有两人加入了共产党，一人被选为民革湖南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一人被聘任高级工程师，一人为副教授。

    陈采夫的子女们都各自赢得自己完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