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近代史上，湖南澧县曾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组织、发动、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辛亥武昌首义，推翻了统治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他就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 “开国元勋”的蒋翊武。

蒋翊武的人生之路只走过了短短的29年。他那短暂的29年，却表现了湖湘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主新反旧、顺时而动、敢于担当、舍生取义”的鲜明性格特征；用他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热血与生命，为实现自己崇高的人生理想出生入死，不遗余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蒋先生去世快100年了，在纪念辛亥武昌首义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他的精神与时代脉搏的同步，依然能从他短短的一生中领悟到许多人生的真谛，依然能看到他在寻找祖国光明前途与谋求人民幸福的奋斗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精英的人生轨迹。

一、蒋翊武的人生轨迹

蒋翊武初名保勷，曾易名伯夔。1884年12月21日的清晨，出生在澧县县城澧阳镇离丁公桥不远的崔氏祠堂（即今和平街东头）里。这时，他的父亲蒋定照已经在一位张姓豆腐店老板家帮工多年。老板夫妇相继过世后，蒋定照遵瞩继承了他们的微薄产业，并且凑了一点本钱在老二街（即今棚场街）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新店铺“蒋兴发号”。蒋定照娶妻张氏，生有五男一女，长子就是蒋翊武。由于家境艰难，蒋翊武的三个弟弟都被先后过继给了本家亲戚，一家人也就寄居在崔氏祠堂里。童年的蒋翊武，每天到店中参与一些劳务和活动。店里各种来客的贫富区别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使他对一些生活现象十分敏感，显得早熟，往往提出一些大人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他问：为什么有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呢？并说这个世道不公平。这使他的父母非常诧异，于是请来了算命先生为他算命。算命先生听了蒋翊武的生庚八字之后，便煞有介事地说了一通他将如何富贵显达，能做人上人之类的奉承话。年纪小小的蒋翊武对这套不感兴趣，就说：你会算命，为什么不给自己算算呢？我不希罕富贵，只要大家都不穷就好了。算命先生感到这个孩子非同一般，惊叹之余，便极力向他父母建议：令郎必成大器，就是百文一张的纸，吊钱一支的笔，也要让他念书啊！

1890年，5岁的蒋翊武被送往澧兰书屋（即今永兴寺路二完小）接受启蒙教育。塾师晏开甲、周宣生是城里有名的学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蒋翊武开始在这里识字断句，慢慢涉及经史、诸子百家。由于勤奋好学，很快便能写出不错的古体词赋、文章，并且字迹俊逸，遒劲有力，“深受乡党器重”。蒋翊武兴趣广泛，特别爱好文学，尤其推崇屈原、杜甫，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对蒋翊武人生观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同城稍长的杨载雄 “家传武术击技”，与蒋翊武志趣相投，遂成至交。他们经常练习骑马、刀枪、棍棒和剑术，好研读兵书。1898年，他同杨载雄在临澧县梅溪桥的蒋作霖先生那里初步接触到维新思想。1902年蒋翊武在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也就是现在澧县一中的前身读书，四年的课程，他仅仅用了三个学期学完，得以提前毕业。由于勤奋好学，“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蒋翊武少年的同伴，还有黄贞元、夏国瑞、于哲士、龚霞初、杨道馨等。他们在进步思想的感染下，渐渐萌生了对社会陋习和官府丑恶现象的不满。他们看到州官乘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则投以轻蔑的一瞥；蒋翊武有个邻居的小女孩，耐不住裹脚的痛苦，经常发出凄惨的叫声，他们便直奔这女孩家中劝阻。这些举动，虽然不能对当时社会产生多大影响，但却在他们年幼的心灵里，萌生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统治秩序的抵触和叛逆。

蒋翊武所诞生的时代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加速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瓜分、掠夺与压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我国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商品、鸦片的侵入下，被迫打开了国门。而后，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等等，其结果是中国由一个统一的、沉睡的宗法专制国家，演变成了充满社会动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政府向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达到30个之多，我国国土大面积丧失，仅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就放弃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约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还大肆圈定势力范围，大肆略夺各种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人民不仅丧失了种种人格，还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权等等，中华民族陷入深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中国，19岁的杨载雄参军，投入湘军。当时年仅15岁的蒋翊武虽然没能与之同行，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救民于水火的抱负却油然而生。同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蒋翊武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命运深感苦闷，悲愤交加，一连痛哭了好几天，并在公开场合毫不畏惧地声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立新政府。”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他感愤时事，注意搜阅一些政治读物，检索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我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令人怵目惊心的《时局图》后，愈益增强了他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志。他在读史心得中说：“吴妖引狼入室，导致满夷侵夏垂三百年，而女贞酋首，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据之地。此一历史谬误，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这些话，是他对于清朝入关造成空前民族灾难所作的深刻而痛切的论述。

同时，蒋翊武在阅读了黄羲之、王船山等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在涉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禁书后，更强化了反对清朝种族主义的思想，拒不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他斥道：“奴隶功名，要它何用？”他盼望变革社会，救国救民，普兴“吊民伐罪之师”。他也拥护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并从其失败中看到了改良主义无法救中国。

1903年，蒋翊武进入湖南（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学习。在这里，他一面潜心学习，钻研知识；一面结交有识之士，与老乡黄贞元、夏国瑞关系最深，与林伯渠、刘定仪等志同道合。同时，他广泛搜求披阅革命书报，认真阅读了《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洞庭波》、《新湖南》、《湖北学生界》、《中国魂》等一些介绍西方社会的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使他耳目一新，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同时他也披阅了《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报刊，使之对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对时局和各种重大政治问题有了正确判断和独立思考的可能，于是耳目一新，无所顾忌，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对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屈辱条约，蒋翊武深感屈辱和愤慨。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争夺殖民利益和东亚霸权的不义战争爆发，我国东北成了日俄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当时西路师范学校校长熊希龄针对这一事件，出了一道《中国如何自强》的作文题，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蒋翊武则在作文中大胆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公开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熊希龄等不禁大为惊骇。           

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准备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1904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70寿辰时，发动湖南长沙、岳州、衡阳、常德、宝庆分五路同时起义。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蒋翊武积极参与了密谋，并与刘尧澂（刘复基）、梅景鸿一道加入华兴会，和同学黄贞元等配合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覃道让在常德以西路师范学堂为据点，联系学界、会党、巡防营士兵等，集结力量，以谋响应。同时协助宋教仁，于9月在城内“五省客栈”建立湘西联络总站。10月初，在常德城大西门笔架城举行会党集会，宋被推举为龙头，并议定：起义时会员都扮作去慈利朝五雷山的香客，在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待命。11月初，长沙一路起义因泄密而失败，蒋翊武、黄贞元、梅景鸿被校方开除学籍，刘复基则潜回乡间老家，匿于柳叶湖一带。蒋翊武“后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得同志数百人，在湘西设立起义机构，俟机而动”。

1905年，蒋翊武又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两岸的数县之间，与各地的会党人物广泛结交，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传播排满复汉的革命思想，试图把群众斗争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在常德城内的袛园寺（即今常德市一中校内）设立机关，称新华会常德支部，作为党人在湘西北策划革命的中心，以图再举。这年秋天，蒋翊武与刘复基见大事一时难举，便准备赴日本投奔同盟会，行至上海，因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没有成行。

1906年，蒋翊武在上海入中国公学，并在这时加入了同盟会，常年在上海总机关任事，协助杨卓霖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根据竞业学会创办机关刊物的决定，与傅熊湘、刘复基等创办《竞业旬报》，鼓吹民族主义，大力提倡革命。在这年的春夏期间，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命回国返湘，计划在浏阳、醴陵、萍乡发动武装反清起义，蒋翊武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他们一同前往湖南，并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蒋翊武负责策动新军工作，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首次发难会议。1907年，因杨卓霖遇害，蒋翊武被迫返乡避难。

1908年冬，由于清吏侦缉日紧，蒋翊武遂潜返湘西。居家数月，杜门不出，谁也不见，日以诗酒自遣，经常仗剑高吟，旁若无人，乡亲们不理解，都说他是个“怪人”。其实，他在苦心求索，认真总结自己“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认识到“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学鼓吹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乃幡然改图，决志投笔从戎。

1909年，蒋翊武邀约刘复基赶赴武昌投身湖北新军，说：“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 刘复基极表赞同。于是，两人在湖北加入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协助詹大悲办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商务报》。接着，蒋翊武在“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的思想指导下，经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班长），以运动新军为己任。

1910年，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由于蒋翊武与社长杨王鹏、刘复基（此时化名汝夔投入到蒋翊武所在的第三营当兵）、李六如都在四十一标当兵，于是四十一标也成了振武学社的活动中心。不久，由于杨王鹏受到黎元洪的迫害，蒋翊武便受托代理主持振武学社社务。

1911年1月，蒋翊武鉴于清廷对振武学社的严密监视，于是约集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商议创立文学社，“联络同志，阳托重文之义，阴寓用武之意”。 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翊武、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下设文书、评议両部，由詹大悲、刘复基分任其事，以《大江报》为文学社的机关报，“一面伸张民权，一面组织会党，改造队伍”，以军界为主，在各界中吸收成员，积蓄革命力量，积极谋划武装起义，使革命党人和革命基层组织，遍及湖北全军。这年9月，为了团结对敌，他与刘复基一道又促进了与共进会的联合，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参谋总部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的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蒋翊武“审时度势，感到没有别的选择了，于是果断地说：‘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便立即以总司令身份下达“10条10款”起义命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并对起义的步骤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起义命令还由龚霞初、牟鸿勋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时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翊武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翊武发函岳州，准备响应。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翊武因为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三家村先生，于是警官对其未加注意，将他押在花园里。蒋翊武趁警官去打电话之机，机敏地在同志的帮助下得以越墙逃出虎口，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被迫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

蒋翊武脱险后，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在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9日原令的程序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以总司令的身份连续下达 “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 给火攻队之命令”等 5道命令。晚上8时，“已经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在得到蒋翊武签发的10月9日（晚12时）起义的命令后，一直枕戈待旦，如箭在弦上，‘为山九仞’，岂能‘功亏一篑’，就在起义总指挥部遭破坏10余小时后”，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起义勇士纷纷响应，奋勇直前，力挫敌锋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

蒋翊武领导发动武昌起义，声名大振。湖北军政府成立后，12号他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在他的力主下，革命军得到了较快扩充，熊秉坤被任命为协统、杨载雄被任命为标统，使革命军队的阵营有了极大的改观，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同时，蒋翊武又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后，蒋翊武出任黄兴的经理部长兼顾问官，协同指挥阳夏战争，黄极赞公之能，谓为谋勇兼备。

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黄兴引咎辞职，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而蒋翊武与张振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蒋翊武在众人的推举下受命于危难之中，以监军继任战时总司令。蒋翊武就职之后，立即选拔干部、健全体制、调整兵力、划定防御区域；接着，命张廷辅、杨载雄等沿江布防，又派董令威（必武）等组织后勤供给并率兵重创清兵；他还亲自深入士兵和民众之中进行宣传鼓动，使军心重整，民众踊跃参军，提高民军的战斗力，军威大振；同时，分化瓦解清军，促使他们倒戈投诚，使武昌城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初，蒋翊武参与组织民宪公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坚持民主立场，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久被黎元洪、孙武排挤，前往北京，袁世凯以高官厚禄相笼络，均被蒋翊武拒绝。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蒋翊武被举为总部参议及汉口交通部长，兼管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与宋教仁创办民国江汉大学，任协理，旨在造就法政人才。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后，蒋翊武义愤填膺，奋起抗袁，首倡“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自任，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募兵几达五师。后因遭袁通缉，被迫亡命出走，8月29日在广西全州被捕。9月9日惨遭杀害。

二、蒋翊武的历史功勋

蒋翊武出生成长的澧阳镇原为澧州治所，坐落于灵性十足的澧水之阳，镶嵌在神奇富饶的澧阳平原腹地。由澧水冲积而成的澧阳平原，先民们早在11600年前就最先实现了由森林采集向平原定居转移的农耕革命，在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众多古文化遗址上更奠定了我国农耕文明最坚实的基石；早在6400年前，先民们又完成了由农耕文明向聚落式文明转变的都市革命，在城头山升起了中华民族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这两次革命都大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积极作用。因此，许多专家呼吁要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5000年改写为10000年。蒋翊武的根就在这里，就在这块闪耀着人类6000年文明之光的土地上。加上湖湘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在这里的长期交汇融合，铸就了独特的澧州文化与澧州精神的灵魂与基因。蒋翊武就正是带着这种灵魂与基因，从小就进入了勤奋好学、刻苦上进、务实致用、高风亮节、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人生最高境界；带着这种灵魂与基因，以独特的眼光，睿智的头脑，开始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成为澧州以至湖湘大地最为杰出的代表；带着这种灵魂与基因，以一个革命军人领袖的天职，用崇高的人文精神，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大地上发动辛亥武昌首义，终于又一次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为世界民主革命挥洒了浓墨重彩、永垂青史的一笔。

孙中山先生曾经就其在辛亥武昌首义中的功绩，高度评价为“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具体说来，蒋翊武在短暂生命历程中的革命实践，所创建出的历史功勋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舆论造势，积极用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和武装军队　

蒋翊武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革命书报的启蒙。因此，他深切了解革命舆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催化作用；深切了解革命思想改造军队、武装军队的重大意义。从1906年开始，他先后参与并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借以鼓吹“大乱”，掀起狂澜，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并明显表现出当时其它任何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两大特点：

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党派特色。蒋翊武把报纸作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和喉舌，以革命党的主旨为宗旨，攻刺时政，言论激昂，鼓动社会结团抵抗清政府和反动军阀。特别是蒋翊武在振武学社、文学社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所主办的报纸更使革命思潮弥漫整个江汉大地，弄得敌人大为恐慌，急起镇压。

二是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为了适应运动新军的总战略，他确定了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提出了“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的原则；采取了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的措施；还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了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以期通行“下等社会”、穷乡僻壤；报纸的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场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在报纸的宣传教育下，“各同志受其薰陶者，无不益自淬励”，思想大变。这样，使得文学社与新军士兵的心声相与呼应，思想迅速革命化。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翊武大造革命舆论，用革命思想改造军队、武装军队分不开的。1991年，马小泉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年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

第二、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蒋翊武认为“当今天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1909年，蒋翊武与刘复基赶赴武昌，加入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协助詹大悲办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商务报》。接着，蒋翊武在“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的思想指导下，经老同学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班长）。而后，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改造）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社缜密地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制定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对入社对象进行严格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并且只吸收士兵，不要官佐，更不要会党与商人，惟与学界有些联系。因此，“社中分子纯粹，均来自社会底层，富有革命性”。

二是规定严格的组织制度。一方面是形成文学社领导核心集团，作为领导革命的指挥中心。“文学社核心同志273人，为该社坚强之骨干，经常传递机密。”“正司令由蒋翊武亲自担任，正司令部的职员亦定人定位定职责。”为了保证总社工作的正常运转，又专门在武昌设立文学社机关部，由刘复基主持，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另一方面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联络，从而打入新军的“队”中。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的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同时，“随着起义日程的临近，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其编制毕当日实数，概计480支队有奇，125整队有奇”。并且规定“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設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第三方面是建立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制度，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

三是确立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蒋翊武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亲自深入各标营士兵中，通过对一个个新军士兵的教育、争取，和对一队队新军的分化瓦解，反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社员，壮大力量，终于撼动了清王朝的反动支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变成为革命的工具。同时又组设阳夏支部，负责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等地的事务。还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首义一旦发动或成功，形成各省联合行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为鼓动民气，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文章，系统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引来清廷对《大江报》的查封。武汉空气顿时紧张，鄂督下令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同志们按捺不住。蒋翊武“虑军中有变，着刘复基代表总部星驰各标安抚，瞩各位同志加倍慎重，以候时机之至”。不久，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

因此，参加起义的第 31标第2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秋光，曾经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一文中指出：“从武昌起义的筹备情况来看，文学社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所有关于起义的军事筹划和布置，均由文学社负责，共进会只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有关政治和后勤的事务。起义之中，军事当为第一要务，而文学社在此方面占有操持全局、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三、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　

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到1911年5月，加入文学社的新军占到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达到3000多人；“至8、9月间，入社者更达八九千之众，总人数占湖北新军的十分之七八。”到起义时，文学社的成员达到11000多人。如果包括军政学商等经过争取而同情革命的人，其数量更大。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到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第四、首倡“二次革命”，紧紧追随孙中山捍卫民主共和

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的1912年初，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时候，蒋翊武则参与组织民宪公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坚持民主立场，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保障。不久蒋翊武被黎元洪、孙武排挤，前往北京，袁世凯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极为困难的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4月，孙中山在“尽让政权于袁”的原则下，受任全国铁路督办，袁世凯窃权成功。接着，袁世凯立即与窃取了“首义元勋”荣誉的黎元洪相互勾结，大肆搜捕、迫害革命党人，文学社骨干张廷辅师长，社员江光国、祝制六、藤亚刚、方维等先后被害，张振武因曾与蒋翊武反对裁军，也被诱杀于北京。同时，黎元洪“利用起义士兵和人士之间的内部矛盾，利用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矛盾，杀害起义士兵和起义人士，还利用共进会残害文学社……光马队的官兵就杀害了一百多人，是分批在阅马场杀掉的”。即使这样，蒋翊武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袁世凯、黎元洪的斗争。10月，蒋翊武与詹大悲从北京回到武汉，在汉口扬子街设立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机关，二人分任正、副部长，一方面抓党务建设，一方面抓舆论宣传，接办张振武的《震旦民报》，与湖北当局的御用报纸《群报》进行笔战。蒋翊武发表了《黎元洪竟效汉高耶？》、《床下英雄传》等文，成为国民党在两湖地区的有力喉舌。

1913年2月，宋教仁来到武汉，在蒋翊武主持的欢迎会上抨击时政，指斥袁世凯政府的种种失策，倡言责任内阁。3月，在袁世凯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领袖、蒋翊武的老战友、良师益友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所指使的特务暗杀，这对蒋翊武的打击很大。这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筹措借款的孙中山，才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错觉中醒来，立即回到上海，派遣密使，致书蒋翊武，付以重托。但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领袖人物还在围绕宋教仁被暗杀的事件，是武力讨袁还是法律解决问题的争论中。而蒋翊武却果敢地坚持武力讨袁，首倡“二次革命”。成为“二次革命”中坚定的主战力量，湖南“二次革命”最出色的旗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正式加入全国讨袁的阵营。

7月，蒋翊武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敌不过袁世凯，劝他不要介入，他说：‘不然！清末时，吾党无一枪一弹，尚且革命成功，今有数省独立，而国民党又占优势，岂有不可为耶……志在革命，岂顾一切’。”蒋翊武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发表讨袁檄文，指出“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延引豺虎，吸我脂膏；取彼凶残，大施杀戮”；“翊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同时，蒋翊武还警告黎元洪不要与袁世凯狼狈为奸，组织讨袁武装，展开一系列讨袁活动，促成了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然而，袁世凯解除几位国民党都督职权之后，全国讨袁力量急剧削弱，形势急转直下，加上袁世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疯狂镇压，革命军连连失利，孙中山、黄兴再次出走，东渡日本，二次革命失败。

蒋翊武在上述创建民主共和历史功勋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民主革命的经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看到他一方面为当时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地基础；一方面又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确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与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澧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