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子坑263号的老人

——一位原国民党少将军官的世纪沧桑

于乾松

朋友，你看过电影《战上海》吗？还记得影片里那位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处处长吗？光阴似箭，一晃上海都解放五十多年了，而那位作战处少将处长的原型，还在我们身边。他依然健在，但却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他叫鲁坚白，很多人都知道他一直就住在岩子坑263号。听人说，几年前他还买了一部新自行车，如今还常常是以车代步骑着满街溜达溜达；有时下乡串亲戚，他也不怕在乡间小路上颠颠簸簸；有时他也从澧县出发，一骑二十多里到津市去看朋友，一路还不时哼几句京剧，风风光光。这老头，放着方便的汽车不坐，却偏偏自找苦吃。

    突然，我萌生了寻访老寿星的念头，一下便认准了这老头是个难得的对象。于是把想法给他一讲，只见他两眼一亮，哈哈大笑，高兴不已，说：“我还不到一百岁，你就把我当百岁老人，这是好兆头。托你的吉言，到我一百岁时请你喝酒。”说着，言行间真像正做着一百岁的寿宴。于是，我约好老人，几天后好好谈谈。

    那天，我早早地等着老人，到了约定时间还不见他的影子，心里嘀咕着：“这老头是不是忘记了！”正疑惑间，只听一阵车铃响，他却把单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我的身边。我说：“您好准时呀。”“你不是说好八点半？说好了就要守时呀！”这时，我才想起老人曾经30年军旅生涯所养成的习惯。无需再说明意图，老人呷了一口水，让思绪回到了那遥远的时代……

心怀留学梦  军旅作茧路

    老人于1905年6月在云南出生，祖籍浙江绍兴，父亲鲁璠

由于生长在中国师爷的摇篮里，自然干了师爷的行当，就职在

云南腾越道赵泽宏道台手下，因为精明能干，便成了赵道台的东床快婿。这赵道台本是澧州人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赵道台想该是落叶归根的时候了，这样，鲁坚白也就带着对曾经养育过自己先辈们的山山水水的朦胧，到了外祖父的故乡——湖南澧县，优越的生活环境和长辈们的溺爱伴过了他体弱的童年与少年。

    然而，外祖父赵泽宏那满把胡子里的学问，以及父亲办事的精细周全，给了他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与遗传，从小他就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在他读完水学、高小、就读澧县中学时，由于学校闹“风潮”停办，他便决心进入省城的一流学校，以求发展。当时长沙流行着一句话： “岳云、名德、第一（师范）、兑泽”，他相信岳云中学才是最顶尖的，凭自己高小没毕业就考入澧县中学的“脑子”，一定能跨入岳云中学的大门。在岳云中学，他所学的课程大多都是从国外搬过来的，教师有留过英的，留过美的。于是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强烈愿望，准备着展开稚嫩的翅膀飞越大洋。

命运或许有着它自己的运行历程，并不让人随心所欲。1926年，当他在岳云中学要毕业的时候，省民政厅厅长冯天柱亲自到了岳云，要挑选保送一批进入黄埔军校的人才。被改变了最初选择的鲁坚白，只好抱着“当军人也行”的想法进入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七期预科。在这里，他曾听过恽代英、肖楚女老一辈革命家担任政治教官时充满激情的演讲，他也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觉得“读不懂，枯燥无味，提不起兴趣”。军校转到南京时，他由于数理化成绩突出，被正式录取进入了第七期炮科，这或许就是他职业军人漫漫之旅的开始。从此，他也就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作茧自缚的道路，同样也一次又一次地与共产党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在这里的学习期间，第六期学员中组建的“留学预备班”，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在心底深深的期待。谁知，l930年，他们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阎冯之战”发生，留学预备班从此停办，蒋介石亲自给他们训话，要他们先去打仗，等实习回来再举行毕业典礼。这样，鲁坚白与同学们一起开赴到河南，留学梦又一次破灭，踏上了为蒋家王朝效忠的道路。

    1933年，国民党53师被调往江西吉安，参加围剿苏维埃中央苏区，当时他在该师314团政治训练处的“五三”剧社，因为会唱京戏，表演魔术，就任剧社社长。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我那时主要是为部队作鼓动工作，提高官兵的战斗情绪。那时，我发现共产党运用毛泽东的‘你驻我扰，你多我跑，你少我吃’的方针和‘坚壁清野’的政策很成功，你能看到他（红军）在山头上红旗飘飘，你一上去，他却无影无踪；你进入村子，只能发现剩下几个老婆婆，能吃能喝能用的，通通都被坚壁清野了。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我看到一张报纸上说：方志敏在南昌伏法，一同被枪毙的还有曹仰山。看到这个消息我就非常惊奇，因为曹仰山是我们314团的中校政治训练员，是黄埔六期的，平时从来不讲共产主义的话，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为人正派，但从没想到他是共产党打进来的。通过这些事我只是觉得共产党高明、厉害，从没想到过谁是谁非，谁好谁坏。”

就是在吉安的日子里，鲁坚白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了“自己不适合做政训工作，还是搞军事好”的想法。1934年上半年，他又到了南京，经人介绍找到训练总监唐生智。唐生智见了他，问道：“你的阶衔是多大？”“上尉。”“那就把你升为上校，到湖北去当军事教官。”本来，鲁坚白在去江西之前，就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的第八、第九期任过入伍生团的班长、分队长，到湖北华中大学当军事教官就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在这里，使他惊喜的是，学校由美国教会主办，教师大多是美国人，学校实行军事管制。这里，又一次使他产生了“圆个留学梦”的强烈欲望，他抓紧学习外语，尤其是口语。很快，他就能和外籍教师用口语对话了。在这里，有人给他做过工作，把他一站一站安全送往延安，他却没有理会。“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他带着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过“严惩张（学良）杨（虎城），放出蒋总裁”的口号，因此，复兴社便发展了他为成员。1937年，鲁坚白在杭州师范大学任教官时，杭州沦陷，学校停办，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便彻底踏碎了他的留学梦。

忠实地遵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一原则，在鲁坚白身上最为充分的表现，就是他在众多将领都纷纷设法逃往台湾的时候，坚守浦东兵团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岗位，指挥十万军队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1948年底，鲁坚白原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大队长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亲自点名，把他由武汉行营（时任监察官）调到上海，先任青年军27军作战处处长，接着为了指挥方便，给他优予升级为浦东兵团司令部作战处少将处长。他十分清楚，国民党保卫大上海的仗肯定是打不赢的，但在危难之时，给他委以重任，意味着什么。一方面，他亲手拿出浦东兵团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认可；另一方面他又亲自照此指挥实施。这场战斗从5月12日打起，到5月27日结束，他并没有在大炮对步枪的优势下，为国民党挽回败局。他说：“解放军分两路合围过来，那时，我们没法得到援助，没法得到空投物资，配合打右翼的刘昌义一个军，我们在电话里偷听到陈毅给他做工作，要他投诚，他说两个钟头后答复。结果两个钟头后，他把旗子一换，投诚了。这样，虹口的缺口被突破，国民党在上海就完全没希望了。”他停了停，接着说：“这种投诚起义的机会，我不是没有，就是没抓住。我妹夫的叔辈兄弟陈松堂，曾以上海盐务处办事员的身份，到我作战处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对我说：你跟着蒋介石还有什么前途？我没有做声。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住处电话，并且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找他。上海失守后，我在租界区的舞厅、公园潜伏了一个多星期，听到共产党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三大政策，这时，我把自己又摆错了位置，认为汤恩伯跑了，首恶就是我了，这样，我就选择了逃往台湾。”

无意把春争  姻花二度红

    说起家庭，鲁坚白不无感慨，深情地感谢共产党对他的宽    大，感谢共产党把他的八个儿女培育成人，他们虽然都分布在祖国东西，大江南北，有的在新疆，有的在南京，有的在南昌，有的在澧县老家，但他们都有自己满意的工作，其中两个抗美援朝跨过江，四个是中共党员，有的还曾是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八个儿女都还健在，他们中大都已离休或退休了，有着幸福的晚年。细算起来，祖孙五代，已经是56人的大家庭。更让他欣慰的是孙辈中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加拿大，圆了他曾梦寐以求的留学梦。

鲁坚白第一次结婚，是在江西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中央苏区的时候。红娘就是他的妹妹，妻子陈景明则是他妹妹在长沙汉光女中时的同学，岳父曾是国民党的国务委员，郴州的首富，他曾就读过的岳云中学就是这位国务委员捐资修建的。当时，他妹妹把他叫回长沙相亲，这对年轻人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陈家还给了50担田作为陪嫁，那田就在长沙南门外南泥冲。陈家小姐作为妻子是一切从夫，鲁坚白说，这田就不要去收课，我们也不缺这钱用，妻子听了他的，丢下这些田两人恩恩爱爱去了江西。而后又随他到了武汉，先后为他生下三个孩子。然而，一次婆媳之间的误会却拆散了这对鸳鸯。

那是鲁坚白在武汉当教官的时候，一天他母亲来信，说是要和他父亲去四川，需要80块光洋做路费，他接信后立即将钱交给妻子去邮寄，他妻子却将钱顺手放进了箱子。一些日子后，没收到钱的母亲赶到武汉向儿子问罪，媳妇慌忙打开箱子承认了还没寄，气愤的婆婆伸出巴掌就连煽了媳妇几个耳光，左右为难的鲁坚白只好忍气吞声。可婆婆从此心里不快，宣布“不欢迎这样的媳妇进家门”。几年之后，当鲁坚白到澧县任职的时候这个孝顺的儿子为了避免妻子与母亲的矛盾，便暂时打发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了郴州娘家。

    事有巧合，就在这时，一个女共产党员却闯进了鲁坚白的生活，与他实现了家庭的“国共合作”，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莫申范。鲁坚白比她年长几岁，由于上学较晚，两人曾在小学同班。莫申范在九澧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澧县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由于积极组织、参加学校活动，国民党驻军指名要捉拿她，她就躲到了南京。在南京，她秘密地做着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也与老同学鲁坚白相遇，有过多次接触。回到澧县后，抗日战争爆发，她又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在县党部就任县妇女联合会理事，一直过着独身生活。1938年，鲁坚白被派回澧县担任民训总队总队长等职。这时，一直在封建礼教左右下，认为一纸休书便可打发女人的鲁坚白的母亲，倒也希望儿子另择佳人。不过就在1939年底，鲁坚白与莫申范在双方朋友们的说合下，喜结伉俪的时候，鲁坚白的母亲并不希望儿媳就是莫申范，她曾预言儿子将来会要跟着这个女人吃亏的。

    莫申范跟着鲁坚白之后，为鲁家又生了两儿两女，最小的一个儿子是在1956年出生。l951年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解放前任过教的莫申范就又重操旧业，边教书边操持着家庭，也跟着鲁坚白担惊受怕打发时日。1967年元月，莫申范在津市黄姑山参加教师集训，因为追究她“叛党”问题跳水身亡。后来，组织上结论她为“自动脱党”，给了400元钱的安葬费。

    说起莫申范的去世，老人眼里浸出了泪水，显得有些悲伤，慢慢说道：“那时，我是四类分子，日不准出队，夜不许出户。她去世的消息，我开始根本就不知道，只有小女儿一人知道。有天早上，我发现她躲在墙边悄悄地哭，忙上前去问她，她才告诉我‘妈妈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哭，我不敢哭，连眼泪也不敢流。我向生产队（居委会的蔬菜队）领导请假要去津市看看，答复是‘不准去’。一个多月后，快要过春节了，我横下心    想：准我去我要去，不准我去，我也要去。我找到津市的毛风    垭，才发现只有她躺的一口水泥棺材孤零零地横在外面，我和儿女们才又把这棺材移上山安葬好。由于没有墓碑，后来葬的坟多了，也不知哪座坟是‘她’的了。每到了清明，我去祭扫，只好把鞭子挂在树上，默默地念上几句，在心里悄悄地和‘她’说说话。”

历尽坎坷途  无言吞苦果

1949年6月，鲁坚白从上海逃到了台湾基隆港，当台北警   备司令部派人接他上岸的时候，他发现基隆码头上全部都是美国军用物资，人心惶惶，想起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评价蒋介石为 “运输大队长”，把援助物资都白白送给了共产党的话，心里不免有一种凄苦沉重之感。一个多月后，国防部在对他严格审查，确信了他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和可疑之处的基础上，才通知他去报到、领饷、分配工作。同时．他突然在《中央时报》上看到了 “澧县国军背进”的报道，他明白澧县已经解放了。他想：我应该回去，回到澧县去。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失去了美国的信任；自己的顶头上司汤恩伯在台湾见到蒋介石时，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死在上海”？当鲁坚白在台湾一家医院见到这位上司时，也隐隐发现上司已经是名为养病，实为软禁了，上司也有许多难言之隐，鲁坚白想起国民党军队里流行的

“浙江人当官，广东人发财，湖南人拼命”的话，似乎看到了自己将来的下场；澧县有他的家，有他的八个儿女和妻子在等着他，他想自己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多年，一没成地主，二没成资本家，更没有恶行、血债，如果靠劳力为生，共产党是会容下我的。当鲁坚白下定回家的决心之后，最要好的朋友劝他三思，他却把手枪、衣服全交给了这位朋友，以表示自己回家的决心。年底，他才在这位朋友的多方努力下，偷偷趁着黑夜，躲进一只货轮的底仓里离开台湾，经香港回到了澧县。

    那天，当他西装革履，腰缠十两黄金，提着装有50块光洋 的行李箱，突然出现在家里的时候，家人们为之一惊。不久，他就挑起了担子去收荒货、收鸡蛋，一天能赚七八角钱，维持全家生计，日子倒也悠悠地平静、自在。

1951年“镇反”开始，县里进行国民党旧制人员登记，鲁坚白在去派出所的路上突然记起《资治通鉴》里“治乱之时用重  典”的话，脑子一转，想起“人家知道的我能讲，人家不知道的我不能讲，否则就会惹出大麻烦，甚至被杀”。于是，在向政府的交待中，他讲到了在澧县任民训总队总队长的情况，讲了国民  党“中校附员”的身份……，却隐瞒了来去台湾的问题。这时他  感到自己原先的“国民党败了，共产党赢了，只会是一个简单的  政权移交”的想法是错的；感到“自己靠劳力为生是不会有麻烦  的”的估计也是错的，自己怎么就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改朝换代  的革命。他预感到风风雨雨就会来临。

    “一天晚上十点多钟，全城的电灯熄了，”他回忆这段情况时说，“接着，公安局来人了，说政府有个会，请我去参加，因为我两个儿子当时已经去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我是军人家属，就没有捆我，也没有铐我，到了公安局一看，来的几十人都是国民党的旧制人员，心想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镇压反革命可能就要拿我开刀了。果然，审讯我的时候，公安人员就直接要我交待杀害两个‘地下党员’的罪行。听他们问起这事，我明白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罪，我的心里倒是更踏实了。”

    那是1937年，杭州沦陷后，鲁坚白先是被派往郴州，而后被派往澧县当民训总队总队长，义勇总队总队长，防卫总团副团长等职。上任时，在长沙碰到了从延安回来的长沙人李昌艾和上海人陈舜生两夫妇，他们要求跟着他到澧县来，鲁坚白碍于情面，来了个约法三章，规定他们不许搞地下活动，不许发展组织。李、陈二人表示同意，鲁坚白也就答应了。到了澧县，为了慎重起见，他安排李下队当了常备队的分队长，安排陈在总队当文书。谁知第二年，他们便秘密活动，开始发展组织，这事又被伪县长张知觉察觉。恰恰就在这时，一些人对张不满，要向省府揭发张的罪行，并硬要鲁坚白在告状信上签了名，而告状信又被张在邮局截获。于是张以鲁坚白“掩护奸宄（意即共产党）活动”的罪名反告了鲁坚白，鲁坚白心里清楚蒋介石最痛恨这样的事，如果一旦查实，李昌艾夫妇无论死活，他鲁坚白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会搬家。他思前想后，觉得放走李昌艾夫妇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给了李昌艾夫妇60块光洋作路费，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澧县。后来，来调查的人以根本没有发现李昌艾这样的人为由，结论为“查无实据”了结了此案。听了鲁坚白的交待，公安部门经过调查，确实证明了他讲的情况属实。这次鲁坚白躲过了杀头之祸，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

鲁坚白的这次服刑先是在澧县乜家垸，后又到常德、南县，  一共不足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说起这次提前释放，他显得十分激动。那是他在南县种福垸搞生产的时候，一天，管教队长对他说：“老鲁哇，这次把你报上去了，准备提前释放你，你把和人家的经济往来结一结。”这“老鲁”二字，他是久违多时了，这一声叫，给了他希望，他也着实感动过一段日子。几天之后，鲁坚白一行十多人由他带队到了常德监狱，公安部门这回还特地为他们组织了晚会，郑重地宣布将他们提前释放。这一回，鲁坚白真正感到了人民政府对他这个与共产党为敌多年的罪人的宽大、优待与容忍。

而后，鲁坚白在“肃反运动”与“文革”期间又被审查过、关押过，但都在“提前释放”或“教育释放”的结论之后，依然挑着他的货担收荒货、收鸡蛋、种蔬菜、拖板车。1969年，已经年过花甲的他也曾只身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他车水、挑粪、栽秧都干过，惟独生产队照顾他放牛，他却不赶干。他怕牛生病，更怕牛死亡，怕人家会说他是仇恨贫下中农，仇恨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农村，当人们开始不了解他身世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亲切叫他“鲁爹鲁爹”，他觉得世间还是温暖多；而当人们知道他是管制对象后，又改了口叫他“鲁坚白”，这时他曾有过失落，但转弯抹角想来还是怨自己有着 “过去”，才有了今天的报应；在他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人们又热情地邀他到家里做客，以后的端午节，给他送来的粽子吃也吃不完……

当我问起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经历时，他极为平静，说：“共产党对我已经是宽大无边了，我是在劳动改造中，默默地吞着自己曾经酿下的苦果。人不经过坎坷不会成熟，不吃亏不会变得聪明。人生在世重要的是不去计较人情冷暖，不去计较恩恩怨怨。”

两岸盼一统  他日故地游

鲁坚白告诉我，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两岸和平统一，有那么一天，还能去台湾看看。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在努力做两件事：一件是为统战工作献余热，促两岸统一；一件是养生保健。

    1983年，澧县政协成立，鲁坚白作为民主人士、弃暗投明

的统战对象，被推荐成了第一届县政协委员。从此，他也作为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的工作员直到今天。那年他刚好78岁，他说这个名誉来之不易，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珍惜。就从这一年起直到现在，他除了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提些提案之外，还把为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爱国民主人士牵线搭桥了解祖国，了解家乡作为生活的乐趣。1985年，居住在美国的原国民党国大代表，他小学时的同学郑翼承给他来信，托他帮助原黄埔的邹永辉老先生在家乡寻找失散多年的哥哥，信上只提到其哥邹永松曾经在丁公桥开过豆腐店。就凭着这点线索，鲁坚白足足跑了三天，七弯八拐寻线索，搞调查，终于找到了邹永松。接着，他又自己用英语给在美国的郑老先生写信联系，经过几个回合，使邹永辉下定了决心回到故乡探亲。后来，他了解到邹老先生想在澧县有个住处的愿望后，又积极与有关部门和人员联系，帮他找到了合适的住房。这之后，又有周孝戍、宋荣初等老先生都在他的帮助下，从台湾回到故乡定居，享受人生的天伦乐趣。

    鲁坚白就是这样，“以助人为快乐之本”，从给人家的快乐中，也寻找出自己的快乐。1937年，他在杭州做教官时，在报纸上看到原在黄埔三期的朋友，安徽人鲁翼三，在1·28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留下年仅7岁的孤儿鲁和之，于是他想方设法找    到这个孩子，收为义子带回了澧县，这就是后来他老人家两个参加抗美援朝的儿子中的一个。他说如果当初我没有收养他，给他快乐和温暖，也许我会自责、痛苦一辈子。

    这些年来，也有人问起鲁坚白当初从台湾回来后不后悔？他非常爽快地回答说：“我不后悔，人的一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是长寿。我过去黄埔的一些同学，在台湾可能享受比我多一些，  但他们一个个都先走了，剩下的也不多了，即使有的还活着，也不一定比我健康。共产党使我由养尊处优走向了自食其力，我不担心有鬼，睡得着；共产党要我劳动改造，使我经常在运动中，身体也强壮了。这几十年，除了有时有点感冒，我没生过什么病，这还不叫幸福了？我的子女，一个个都在共产党的培养下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知足了。人知足才能心里健康，不为占有煞费苦心，也不为失去而苦恼、沮丧。”接着，他问我：“你看，我这身体到台湾去看看，还不会有问题吧。我就是盼望着还有这一天。”

    就是为了还要到台湾去看看，鲁坚白还努力着、锻炼着。他每天早上5点半钟就起床，遵守着“黎明即起，洒扫尘除”的习惯，洗衣、扫地，一切能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动手。他的几个孩子的住房都宽绰，专门给他留了房间，劝他搬过去一起住，以便照顾他，可他说：“有了照顾我就会变懒，还是我的岩子坑263号好。”每天晚上他会在8点半钟准时睡觉，睡觉前坚持先用热水泡脚半小时，他说寒从脚下起，洗脸、洗澡可以用冷水，但这脚一定要用热水洗、热水泡。

    在饮食上，他都以面食为主，蔬菜为主，淡食为主，并且只让肚子保持七至八成饱。吃面食容易消化、吸收，做起来简单，方便、省时。他经常在吃面条时放点青菜，说这样既吃了饭，又吃了菜。他爱吃点糖，碰到盐放多了的菜他宁可不吃。至于烟酒嗜好，他一般不喝酒，偶尔抽抽烟。他说人家尊重你，敬了烟不去接太不礼貌，但抽时一般都会口含几粒“仁丹”，这样既减少烟的刺激，又减少烟的气味，抽烟时不让“烟”进入肺部，只让“烟”在嘴里打个转就吐出来。他经常看书看报，并且不用戴老花眼镜。

    他也常常到一些商场、市场去转转，了解行情，了解物价，了解社会和人的心理状态。他告诉我，他身上穿的那条西装短裤，早几天在边贸城开始问价时，人家喊15元钱一条，结果他只加了1元钱就买了2条。当我好奇地问他原因时，他教了我两招，第一招是拿起货边看边说原先买过这东西，就这价上了当，我再就不会那么傻了；第二招是你想买都先不要买，果断地回头就走，等你出门时，货主肯定会喊你买，到这时，价格就好谈了。我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精！”他说：“这不叫精，只是叫头脑清醒，你不清醒就容易上当受骗。”

    接着，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迭材料交给我，有个人简历介

绍，还有他多年总结的“八养十常”养生之道。材料上的字都是繁体，一个个工整有力，并且一丝不苟。看了这些专门为我这次采访写的材料，真叫人感动。现在我把他的养生之道抄录下来，供大家参考。并顺祝朋友们都像他一样健康长寿！祝他能早日登上台湾宝岛，故地重游。

养生“八养十常”。八养：一、活动养身；二、静坐养神；三、读书养智；四、勤俭养廉；五、诚朴养品；六、少食养体；七、宽厚养福；八、仁慈养寿。十常：一、发常梳；二、眼常运；三、鼻常揉；四、耳常弹；五、脸常摩；六、齿常叩；七、肢常伸；八、腹常收；九、肛常提；十、足常擦。

1983年，澧县政协成立，鲁坚白作为民主人士、弃暗投明的统战对象，被选为了第一届县政协委员。那年他刚好78岁，他说这个荣誉来之不易，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珍惜。1985年，居住在美国的原国民党国大代表、他小学同学郑翼承来信，托他帮助原黄埔老人邹永辉在家乡寻找失散多年的哥哥，信上只提到其哥邹永松曾经在丁公桥开过豆腐店。就凭着这点线索，鲁坚白足足跑了三天，七弯八拐寻线索，搞调查，终于找到了邹永松。2005年，老人在只差三个月就要跨入百岁时作古，享年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