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厕所与大革命

余泳东

今天的微讲座课题来源于一位政协委员今年提出的一件提案，就是常德市亟待大力推进“公厕革命”，当时这篇提案是作为重点提案呈请市领导签批，之后在全会期间的分组协商讨论时，时任市委书记的王群同志在会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革命’这个含义非常深刻的词汇来形容公厕的改造？”。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对这厕所文化这个其实都比较讳谈，但是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关注。

厕所——古往今来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都是承载污秽的场所，很多文化视其为禁忌。但厕所其实又是与人类文化甚至是社会文明悉悉相关的地方，也是人类最基础、最现实的原始需求。一个国家可以给人很多印象，但是最直接的第一印象，或者能够划入第一印象之列的，理应包括厕所，厕所虽小，却是文明的一个缩影。国家之文明，公民之素质，很大程度上由此体现。从这一角度看，“厕所文明”是一项国家文明工程。通过有效的厕所建设和管理，厕所状况还是一个国家综合品质、综合实力的体现，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或者人们的素质水平不高，那么厕所一定是非常肮脏。世界上都将下水道称为城市的良心，那么厕所应该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和招牌，城市外表再光鲜，一到厕所一看就会露馅，可以说厕所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明水准和老百姓的生活品位。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杰克·西姆所说：“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厕。公厕怎样，城市文明就怎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服务系统的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厕所革命”就是从思想认识、文化观念、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广泛且深刻的变革！

除了世界贸易组织外，“WTO”也是世界厕所组织的简称，这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性的组织，2001年成立于新加坡，总部设在新加坡共和国。2013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立为“世界厕所日”。中国在2014年也把这一天设立为“中国厕所革命动员宣传日”，“厕所革命”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北京甚至提出了公厕是除了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和网络空间外的“第五空间”， 所以说目前社会各界对这个厕所文化的问题也慢慢的从避而不谈到逐渐重视。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些关于厕所文化的知识，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中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厕所文化

厕所的名称有很多，有的地方叫窖，有的叫茅房，沃头（先秦时期）、西间、西阁（古人认为厕所应设於西方或南方）、舍后（民间厕所多设於屋后）、更衣室（唐）、雪隐（宋）、厕轩、井屏、一号、解忧所 （韩国）、梅雨间（宫厕）、后间、御手洗（日本）等等。现代大部分叫洗手间、卫生间、盥洗室、化妆室。上厕所有很多种叫法，古人用“如厕”、“更衣”、“出恭”这样的非常隐讳的词语来称呼。

在最新考古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中，发现了中原大地上形制明显的第一个厕所，虽然非常简陋，但是表明了社会文明开始萌芽。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并非从发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个厕所建立开始。

殷商时期有了“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即使是在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年代，对厕所卫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也出现了厕所的具体的选址和建筑标准。据《墨子》载，在城墙上要“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所谓“屏”，就是围墙作厕，围墙周长“三十步”，越过了40米；高一丈，超过了2.3米。换算成今天的厕所大小，差不多就是面积100平方。并且规定在作战过程中，守城军民必须到公厕上厕所。如果是民用的厕所，还要求在公厕的基础上把围墙增高，达到一丈二，接近现在的2.7米。《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精短的8个字传神地记述了晋景公离奇的境遇。

到了汉、唐时期，人们想到了把厕所的坑做小些，出现了“便携式”式厕所，《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到了唐朝，因为皇族祖先中有叫“李虎”的，为了避讳，便将这个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就演变为“马桶”。这汉唐时也开始出现了专门经营厕所产业的人，以替达官贵人家庭清扫厕所为主，历史记载中这些人都大发其财。在西汉梁孝王的墓内考古发现了“水冲式厕所”，专门在墙上凿出了一条冲厕所的水管，蹲位旁边还有石质扶手，还有配套的洗手盆，设计相当人性化，这个厕所距今2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冲式厕所。

在高希希的新版《三国》，厕所则成为了汉献帝唯一的“王土”，他为了躲开曹操的耳目，在马桶上召见刘备并授密诏，台词大约是这样的：“皇叔，天下之大，朕只有在厕所中才觉得是安全的”。其实汉朝皇帝和厕所是比较有渊源的，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上借口上厕所，逃出项羽军营，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厕遁”。在厕所接见重臣也是古代皇帝表示对大臣信任的一个方式，因为对皇帝来讲，上厕所时是最危险的，因为没的防备，出现刺杀也没有办法逃跑。《汉书·汲黯传》 记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宋史·梁师成传》记宋钦宗赵桓登基后，当时的太尉（国防部长）梁师成为讨好新皇帝，连他上厕所也紧跟在后面，为了凸显“陛下”的威风。

据《晋书》记载，西晋超级富翁石崇家的厕所，装璜考究，有细纱纹帐和鲜艳华丽地毯，还有两个婢女持香囊，官员到石崇家上厕所，都以为是进入了他家的的卧室。根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大将军王敦第一次到妻子武阳公主（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家上厕所闹了大笑话。把厕所内放的用来塞鼻子的干枣，当成是小零食全吃了，等上完厕所看到丫鬟端来洗手的肥皂水，当成茶水一饮而尽。唐代时还出现了专门管理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太平广记》里也说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死后升天途中，遇到天仙时犯了错，被罚给天庭看了三年厕所。

古人如厕有很多奇怪的禁忌。如不宜露头上厕，即上厕所一定要戴帽子。东汉桓谭《新论》书中有“杜兰香戒张硕不宜露头上厕，夜行必烛，若脱误，当跪拜谢”的例子。《初学记》所辑《孝子传》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东汉名士管宁有次坐船遭遇台风，便跪倒在地向老天忏悔，思前想后，觉得一生罪过只有某次如厕时没有戴帽子，于是向上天痛苦悔过，不久海晏风停，他便躲过一劫。

到了宋朝，东京城内下水道就已经十分发达，已经形成了网状，并且有了专门的官方聘请的清洁工人，相当于今天的保洁员。江西赣州还有一条非常完整的北宋时期建设的福寿沟，也就是城市地下排污管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专门考察了这个地方，称赞福寿沟造福百姓、延寿千秋。明末清初时的小说《照世杯·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就说了这么个关于厕所的故事，浙江湖州乌程县有个农民穆太公，在家里建了三间厕所，里里外外粉刷装璜一新，比一般人的卧室还干净、舒适。又请人题诗作画，张贴于厕壁上，“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

到了清代，清政府开始设立了一些收费厕所，并允许私人开办，《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这些收费厕所为了揽“生意”，还会竖广告牌，厕所里还摆上小说书籍，供人阅读，争取“回头客”。

二、痛定思痛的欧洲厕所工业的兴起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厕所文明”非常辉煌，中国人的文明卫生习惯比全世界都要先进。如欧洲中世纪时期，对当时的一般平民来说，地板和大街就是他们的厕所，随时随地就可以解决。“随地大小便”不仅仅是欧洲的贫民才有的特性，贵族也是如此——宫廷的每一处都是他们的“马桶”和“厕所”：壁炉、门后、墙上、阳台上、走廊的每块石头上、迎宾的台阶上，连法国枫丹白露宫都不能幸免，1606年，亨利四世曾下令禁止贵族在卢浮宫的角落里大小便。之后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解决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枫丹白露宫的卫生问题，采用一个笨办法，那就是轮流搬家。每月搬一次家，糟蹋这一处时，清扫另一处。所以欧洲人喜欢鲜花和喷香水，最初不是因为享受生活，纯粹只是为了防臭。BBC拍摄过关于中世纪的一个记录片《肮脏之城》揭露伦敦、巴黎和纽约历史上因为厕所文化的落后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史学界有观点认为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据《史学集刊》数据显示，中世纪的英国人平均寿命（39.5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45岁）少了5岁左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厕所文卫习惯。这些是中外历史上的厕所文明，厕所的演进是人类生产力进步和科学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素质进步的重要象征。当时的欧洲已经逐渐意识到厕所的重要性，特别是19世纪初期伦敦爆发了一场死亡5万人的瘟疫，一位医生约翰·斯诺第一个意识到，是霍乱在粪便中传播，就像之前笑话里说的一样当时的老百姓习惯将粪便倒入泰晤士河，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瘟疫。在意识到重要性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人们痛定思痛逐渐开始关注与重视厕所文化，并围绕研究了一系列的卫生产品，在1854年英国召开的第一届“世博会”上，抽水马桶成为了热捧对象，当时大约有80多万人排队付费试用抽水马桶。根据现代的数据测算，在公共卫生设施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节省7美元医疗费用，厕所成了延长人类寿命的最大变量。欧洲厕所工业的兴起，改变了欧洲古代肮脏不堪的卫生环境和人们落后的卫生习惯，重新定义了更加科学的卫生理念。

三、逐渐落后的近代中国厕所文化

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卫生远远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同时期的中国卫生环境在欧洲人的眼中成了脏乱差的典型。这与当时中国固步自封的文化环境相关，人民的麻木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体现在不再关注公共卫生上。清末时候，北京因为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卫生环境日益恶劣，甚至连侵华的八国联军都看不下去，当时一名叫做“仲芳”的读书人，留下了一部日记，记载的有：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见识到了伦敦的“洁净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很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惋惜其改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其实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向民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

四、现代国民卫生习惯的革命与重塑

封建陋习一直延续到民国，不讲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是随地大小便。时至今日，在公共卫生投入上，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很多城市根本找不到公厕，肯德基和麦当劳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方便的公厕，这可以说是一项耻辱。厕所成了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项短板，城市建设的越来越美丽，但城市公厕应用技术水平落后，卫生水平不高，水电耗费严重，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按照相关规定，城市在繁华地段300－500米就必须有一个公厕；在其他非繁华位置，也要保证500－800米一个，这个标准目前达到的很少。

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还以旱厕为主。6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两管五改”里面就有改厕。到了90年代，中国将改厕工作纳入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相关决定，在广大农村掀起一场“厕所革命”。从2004年至2013年，国家累计投入了82.7亿元改造农村厕所。2014年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特别指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农村改厕的目标是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到2020年，达到85%。这一系列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生态环境，然而，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以及陈旧观念的影响，农村土厕并未完全消失，农民落后的生活习惯也依然存在。

去年有多达50万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旅游消费，消费近60亿人民币，其中有一个热门商品就是日本的马桶盖，人们对日本马桶盖情有独钟的原因，其实表现了如今人们对厕所文化的观念升级换代，逐渐认同厕所是舒适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日本人在厕所相关的物品上体现了非常高的人文关怀，其实日本的厕所文化也才发展30多年，二战后日本的公厕和现在很多农村的厕所一样，都是肮脏、昏暗、臭气熏天。一直到1984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才开始厕所改良运动。各地行政机构开始将“公厕革命”列为地方行政的重要事务加以实施。现在日本的公厕基本成了典范，人性化的程度很高，婴儿台、更衣台、梳妆台都有。而反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公厕里都很少放卫生纸，为什么？因为放了老是被人都拿走。不说城市里的公厕，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大学中、这些按道理都是最高素质和文明的青年集中的地方，厕所里都不敢放纸。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哪怕像深圳这样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虽然投入资金建设了公厕，但市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公德素质仍然没有提高。甚至深圳市就出台过《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公厕使用者在便器外便溺将罚款100元，被网友称为“尿歪罚一百”并引发了热议。特别是对于一些无人管理的公厕，水龙头不是滴漏就是不出水，烘手器基本坏着的，关不上门的卫生间，粘贴各种文字、广告、不良信息等，一些无障碍通道和残障人士专用卫生间被破坏等等，本来设计好的人文关怀设备被损坏、占用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厕所革命”来重建“厕所文明”，让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广大国民的自觉行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厕所、厕所文化缺失以及顽固的如厕陋习的影响。这也是一次国民精神上的升级和大革命，因此，厕所不仅是政府的一项事业，也是全民的一项事业，需要社会引导、教育他律，更需要个人自律。

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到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文明如厕的一小步，也许就是社会文明的一大步。“厕所革命”看是小事，却是老百姓工作生活中的大事。所以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从“厕所革命”开始，把厕所建设成为城市文明、个人文化修养的窗口，给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人更加人性化的关怀和干净整洁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