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玲

一

我家与二伯家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米。

在这一百米之间，有我家的一畦韭菜和二伯家的菜园。 我 家菜园的前身是生产队的棉花地，水淹的时候多，菜长得没有 二伯家的郁郁葱葱。从韭菜地往茶山方向是一片竹林，那楠竹 是母亲多年前从别处移来的，现在已蓬勃为百来根，连着我家 的屋檐和二伯家的屋檐。竹叶被风吹落时，会落进二伯家的瓦缝。

当第一片竹叶落进二伯家的瓦缝时，我就听到二伯母开始 骂人了。和大多数乡里人一样，二伯母相信树叶会让黑瓦加速 腐烂。 二伯母骂人的声音并不嘹亮，但连绵不绝，足以让百米 之外的母亲听得清楚。 当然，我比母亲听得更清楚，我住的后 罩房离二伯家的厨房最近。他家锅铲和铁锅摩擦的声音，碗与 碗碰撞的声音，桌子移动时与水泥地面接触的声音， 以及二伯 清嗓子的声音都会清晰地送达我的耳朵。

二伯母骂我母亲的话，是浅显直白的农家话，无非是说我 母亲做事阴险毒辣，栽竹子是存心想弄垮他家的屋，要二伯找 我父亲扯麻纱，并咬着牙说出了砍掉那丛竹子的最后期限。 我 能想像二伯母咬牙的样子，必定是胖胖的身子倾斜出一定的角度，左手岔着腰，右手指着我家的方向。那丛竹子现在还长得 好好的，每年春天冒出新的竹笋，可见二伯与父亲的每次谈判 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伯与父亲除了长得不像，兄弟二人有很多 共同点，谨言，怕事，在妻子面前说不上话。要我父亲去砍那 丛竹子，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

骂声开始之后，我总会偷偷打量母亲的表情，看母亲如何 应对眼前的劣势。但母亲好像聋了一般，依然有条理地做饭， 洗衣，喂猪，拾掇田地，对二伯母要砍竹子的事提都不提。这 与我印象中的母亲判若两人。有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家用来过 年的几只膘肥体壮的公鸡被偷了个干净，母亲站在我家禾场与 菜园的交接处，朝着南西北三个方向骂了足足半个小时，声音 自始至终响彻云宵，骂声中把所有小偷都送进了十八层地狱， 再不能跑出来为祸人间，何况自家的竹子长在自家的山上，理 在她这边。她不作声可能是怕父亲不好做人，虽然她在家里说 一不二，但是二伯能在四十多岁娶上媳妇成个家，在我们高家 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大家庭非常珍惜也非常容忍二伯母这个最 后进门的媳妇。

二

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杨家园子，仿佛它是人生这条河流的 发源地，也是人生这团炸药的引爆线。

杨家园子背靠小山，面朝河流，是背山面水的好屋场，在 二生产队与五生产队的连接点上，偏僻而荒芜。 山上是密密匝 匝的针叶杉和水杉，河流的归宿是文学书里著名的沧水，但是 乡人不知，至今也没有闲人为它命名。杨家园子一共两个住户， 杨家三间板壁乌黑的木屋，住着年迈的张奶奶与中年单身的儿 子。 我们家的房子原本也是三间，我家住北头，祖母与二伯住 在南头，共用一间堂屋。 一个屋场上的高家与杨家，竟然那般 相似，都有一个中年单身的儿子，和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 心的老母亲。

从杨家北面下个坡，就到了渡河的桥上，年幼的我喜欢坐 在黄昏时的桥头，等父亲从公社的农具厂下班回来。桥其实是 一个坝，将河流拦腰切断，几扇合多人之力才可以缓慢转动的 铁门，控制着流速与水位，落差形成了三四尺高的瀑布，瀑布 的声响能够跳上爬满藤蔓的高坡，夜夜为我们的梦伴奏。 我并 不是真的等父亲，我等的是他黄布衫兜里那两个旧报纸包着的 冷馒头，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我唯一能吃上的零食。

我家下坡可见一口水井，井水很浅，清澈，冰凉，漂浮着 绿色的丝草，可以清晰地映出挑水的人，和他头上的天空。 井 沿横着一根碗口粗的杉木，木头乌黑，青苔丛生，滑不溜秋。 二伯不在家时，祖母就坐在二伯加盖的那间厨房里，朝着堂屋 方向喊我的名字，让我去井里帮她舀一碗水，或者洗一把菜。

这种默契的呼喊和应答，一直持续到我失足落水那天。 除了睡 在井底看到树梢上的白云， 以及第二天母亲提到那口井时的怒 眼圆睁， 中间发生的事都被消了磁，祖母和母亲从未提过。

弟弟的出生，把我挤出了父母住的正房，父亲和二伯用土 砖加了一间偏屋给我。床是他们从后山砍来木材自己动手做的， 木材来不及风干就派上了用场， 以致于打个滚床就吱呀作响， 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好像整个秋天的田野都垫在我小小的 身体下。屋角搁一个有盖的大木桶，木桶圆柱形，腰身粗大， 用两根粗铁丝箍紧，腹中在不同的季节收藏着红薯，黄豆，花 生，蔬菜种子。 山脚多树， 阴冷，潮湿，夏 日的夜像刚刚用井 水冲洗过一般，干净，清凉，有时我半夜醒来，透过微黄的蚊 帐会看到木桶上盘着一条大蛇，睡得正酣。 我眼里睡到木桶上 来的蛇，就像一个来躲雨或是避露水的小孩，生怕自己翻身过 重会惊扰了它的美梦。直到那个深夜，我被手电光和叫喊声惊 醒，听到父亲喊来二伯，看到两人举起锄头，打死了一条粗壮 的红花蛇。

这些都是昨天晚上打死的那条蛇生的。 清晨，我陪母亲在 菜园里摘当天吃的菜，她指着瓜架上挂着的几条筷子长的小红 蛇，说。母亲还告诉我，如果我被那条大蛇咬上一 口，就没命 了， 以后看到有蛇，  要喊大人。我心里不以为然，那蛇并没有 咬我，它只是日 日睡在木桶上陪我，若是它不咬人，还可以做我的小伙伴，母亲去田里干活之后，就再没有人和我玩了。小 红蛇已经死透了，我捡来一根长长的木棍，将它们一条条从瓜 架上挑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土坑。农活是永远不会停止 转动的磨盘，母亲从早到晚围着磨盘转，她很少停下来认真地 打量我，我也不曾伸出细细的手指摸她的脸，我始终回忆不起 她三十岁之前的面容，她留下的青春记忆，就是一张早已破损 的黑白小照。 隔着岁月的山河，我却仍然记得那个清晨，记得 母亲的声音和表情，平淡到极致，贫穷的生活单调，呆板，机 械，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悲悯万物。

三

父亲在三十三岁娶了我母亲之后，二伯的婚事成了祖母的 心病。

二伯的房间是从祖母正房后面拖出去的，偏屋，斜顶，刚 够摆放一张木床，刚够一个人从祖母房后穿过去，打个拐，坐 到床上。屋顶一片亮瓦，光亮渔网一般把这间屋子打捞起来。 后门是用几块口鼻歪斜的木板钉起来的。打开后门，是满园的 豆荚，茄子，韭菜，泥土的腥味，菜花的香味，母亲刚泼的粪 水的骚味。

出入二伯家的女人都要经过我们家的禾场。看到有人跨过 门槛，我就小狗一样蹿进祖母的厨房，必定会有几块棕色玻璃瓶里夹出来的奶糖，躺进一个粗笨的饭碗里，碗壁上扯着细细 的黑色裂纹，像母亲大冬天在洗衣板上搓来搓去的右手。大姑 父在城里的糖果厂上班，姑妈捎回来的吃食，祖母都慷慨地招 待了前来相亲的女人。 当我含着两块糖，鼓着腮帮回到堂屋时， 正在缝衣的母亲抬眼问我：乖不乖？我用舌头理了理两块糖， 说：丑。

二伯遗传了祖母的容貌，俊俏的瓜子脸，瘦瘦高高， 四肢 健全。他没有娶亲，是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成分，祖父祖母在 一九五一年冬天被划定为地主。那年冬天，父亲八岁，二伯十 一岁，并不知道地主这两个字会影响他们一生。他们跟着父母 被赶出高家的大屋，看到祖父一身单衣躺在茅草棚冰冷的地面 上，这个极爱面子的读书人，面对着劳苦大众的拳打脚踢，万 分羞愧地服了六六六粉。小脚祖母带着五个孩子住进了专业队 的一间土屋，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年， 出去谋生。最脏最累的活， 伴二伯和父亲从少年到壮年，他们在最热的天气把牲畜的粪便 铺到田里作底肥，最冷的天气被派去山上砍雪压弯的竹子。

祖母的奶糖没有被白吃，二伯被媒人引到了另一个村子， 离杨家园子十几里山路，入赘到丧夫不久的邹寡妇家。 我强悍 的母亲也把我家一路北搬，搬出了那些委屈心酸的记忆。 我们 先住进了生产队的两间危房，那是生产队养猪场解散后废弃的。 与我们从前住的杨家园子相比，胜在宽敞干燥，一排亮瓦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被子里再不会钻进蜈蚣和小蛇。对母亲来说， 重要的并不仅仅是住所的变化，而是我们离高家祖屋又近了一 些。

见到二伯母时我吓了一跳。母亲虽胖，像那种叶片宽大厚 实的庄稼。 而二伯母的胖，松软，笨重，缓慢，给站在她面前 的人一种压力。小堂弟未满月不幸夭折，她整个人瘫倒在地， 如一地融化的雪水，再也无法收拢。接着二伯带领全家离开伤 心之地，在离杨家园子两百米的山窝里修了新房，认养了二伯 母姐姐家的一个男孩，单门独户，离群索居，要用寂寞与孤独 掩埋丧子之痛。

四

穿过一大片稻田，跑过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听到几声熟 悉的狗吠，就到了二伯家的新屋。

二伯母从不理会我近乎谄媚的笑，对我亲热甜腻的叫唤， 也只是轻轻地哼一声，好像这哼声是从胸腔里扯出来的，到达 嘴边时已经接近尾声。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屋檐下训斥 她的养子，那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没读完小学便辍学跟着二 伯做农活，二伯母对他做的每件活都不满意。训完堂哥之后， 暴风骤雨又朝二伯袭去。 我在离他们几米外的禾场上抽风似地 跑来跳去，企图从他们的眼神或表情里找到一丝不满和反抗，然后回家幸灾乐祸地说给母亲听。每次我都是失望而归，大小 两个男人服服帖帖， 比我这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还老实。

这与我家的情形完全相反，只要看到母亲的脸色由晴转阴， 我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茶山里的麻雀和水沟里的泥鳅都将遭殃。 当时，我总是看不起小堂哥低眉顺眼的顺从，和挨打挨骂不逃 跑的怯懦，待我长大后才明白，我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 白发 苍苍再回来，这里还是我的母亲我的家。 而对他来说，他只要 跑出二伯家的自留地，或许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他的父 母抚养众多兄弟姐妹早已捉襟见肘，他回去只会加重一个家庭 的贫困。

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衬托出他在农事上的白痴，双抢 时我家总是人手不够。十五岁的小堂哥却如刚刚长好的水牛， 浑身是劲，挑起一担湿谷在稻田间行走如飞，并非二伯母 口中 笨拙的少年。这个少年从江南偏僻的山村出发，独自到南方打 工，成为了一家大型鞋业企业的主管。十几年的打工生活，他 从来不曾提起，二伯和二伯母也不会坐下来听他诉说。每年春 节前回家过年，他总是微笑着温和地与人打招呼，似乎流水线 上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只是一场旅行，他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 那段岁月，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他也从未准备揭开谜底。

我以为没有人会去惊扰的江南偏僻小山村，在多年后失去 了它的名字。 二零一六年，席卷而来的撤乡并镇的洪流，卷走了它原本的名字，唐家铺乡青云村，从此只存在于一代人的记 忆中，或者，在发黄的历史卷帙里，作为某一事件的凭证。 而 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后来，堂哥买了进城工作的邻居家一栋气派的砖瓦房，搬 到了离我家一百米的地方，是在十年后的一个春天。这是我所 知的二伯的第六个住处。搬家那天，天气晴朗，屋旁的池塘波 光潋滟，草色青青，一贯安静的父亲兴奋得有点古怪，抬完立 柜又跑去背风车，大声喊我母亲去帮二伯母收拾锅碗，我和弟 弟扛了几把锄头，故意晃晃悠悠地沿着窄窄的田埂走。 白色和 粉色的打碗花开在菜园边上，稻田之间有成群的麻雀飞起又落 下，蚱蜢不时从草丛中蹿出来，吓我们一跳。

五

那年端午节我回家探望父母，二伯母又增了一层浮肿，这 让她本来就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青色，像一个装满水的 薄塑料袋，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 二伯母过于肥胖，不愿意拖 着笨重的身子到处走，很多病就找上了她安逸而营养过剩的身 体。 熟悉的唠叨断断续续从窗户里传来，接着是瓷碗跌落水泥 地面的声响，二伯母又在嫌弃二伯煮的粥不合口味。

二伯再也不用煮粥了，端午节过去没几天，肝癌夺去了二 伯母的生命。 堂哥把堂嫂留在了家里，还特意请了队里一个父亲他们的远房堂兄，陪二伯一起吃住，让他过几年耳根清净的 舒适日子。有一个比亲生儿子还孝顺的养子，村里人都说二伯 是个有福气的人。

平时能种田能挑水能骑自行车的二伯，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好像流逝的时光吸走了他的精神，他成了一个目光呆滞、 手足无措的老人，二伯母离去带走了他的健康与神智。像两株 同荣同枯的庄稼，一百天后，七十六岁的二伯跟着二伯母去了。 不管在旁人看来，二伯母是怎样唠叨，挑剔，蛮横，无理取闹， 但在二伯心里，这些都是他日常生活中的营养，是他与即将灯 干油尽的身体对抗的力量，没有二伯母， 以前那些正常播放的 刺耳的曲目都不会再次响起，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无声无色 的世界。

下午四点多钟，无风，西斜的秋阳照进了二伯家的阶沿， 密密匝匝的小黑瓦像二伯年轻时浓密的发。南面墙上挂的蓑衣， 伴二伯度过了今年多雨的初夏，仍然等着熟悉的人再次穿上它。 我静静地站在池塘边上，与一棵正在开花的紫薇并肩， 目不转 睛地盯着屋檐下紧闭的门窗，想像二伯突然打开那两扇淡绿色 的堂屋门，喊我进去喝茶。

六

父亲和母亲也是一对看起来不协调的夫妻。强与弱的对比，犹如火与冰的反差，温度与颜色截然不同。

强势，强大，强烈，强壮，很多与强字有关的词语，都可 以在母亲身上找到踪迹。少年时代我都是从母亲手中接过刚刚 卖猪卖谷的钱，然后骑上自行车去学校报名。九十年代初送我 去湘潭读大学的也是当了一辈子农村妇女的母亲。 我们在傍晚 才到达陌生的校园，在北山学生宿舍一米宽的上铺挤了一夜， 第二天母亲便乘车匆匆离开，家里还有牲口和庄稼等着她。没 有母亲的地方都不能称之为家，那不过是一栋摆放家具和农具 的房子。过后，她经常遗憾地提起，没有好好看一眼我的学校。 当然，还有很多词语与见识不多却坚不可摧的母亲有关， 比如 善良，勤劳，节俭，情绪化，能说会道。这些词语看似毫不相 干，却是母亲这个个体不同的侧面。

出工一天，生产队给别的男劳力记十分，只给父亲记七分； 出工一个月，给别人分二十斤米，只给父亲十五斤，他从来都 是忍气吞声，不上前与人争辩，也不回家与母亲念叨。 即使后 来父亲承包了公社墟场上的农具厂，管着两层楼的厂房和一批 俯首贴耳的徒弟，但是胆小怕事，谨言慎行已经长成了一块肋 骨，与血肉相连， 时间根本不能将之摘除。他的小心在母亲看 来是懦弱和无能，对莫测的世界，父亲却有着自己的担忧，他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运动，像一九五一年的冬天那样， 把全家人从温暖的大屋赶到四面透风的草棚。

一辆永久牌男式自行车，帮父亲穿越从家到农具厂的十里 山路，他与上学的我一样早出晚归，却没有周末和寒暑假，所 有的农活都推给了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任何 语言提示，我就成了母亲在农活上的忠实助手。母亲牵着我的 手，挑一担空的箩筐，去铁路坝的山坡上挖红薯，在母亲挖松 的土地上，我像一只小松鼠，轻轻地磕掉红薯上的土，把过冬 的粮食放进箩筐里。这一担箩筐，还挑回了花生，棉花，萝 卜， 黄豆，挑回了一个个多彩而丰富的季节。那些年里， 乡野之间 风雨飘摇的家，母亲带着我给土墙打撑，给茅屋加草，用潮湿 糯软的新泥糊斑驳的墙，用从大队部讨来的报纸糊漏风的窗。 黄昏落下，炊烟升起，父亲伴着自行车的铃声回来了，进门便 看到厨房里冷着脸的母亲。他们之间的争吵，像夏天的雷雨， 我不知道何时袭来，但我知道总会要来， 当两人脸上的乌云渐 渐浓重，正在灶前烧火的我撒腿就跑，到小河边去拾弄一大把 不知名的花草，或者干脆和鱼儿不着边际地乱说一通，有时我 会背上小三岁的弟弟，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他。

冷眼，埋怨，争吵，庸常的生活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戏码上 演，  每年的剧目都似曾相识。相似的剧目演了四十年， 白发覆 盖了黑发也没有停止。五月，母亲切除胆囊住院，我安顿好母 亲后开车去接父亲，他提出来要整夜陪护母亲，好像是对我提 一个郑重的请求。母亲出院之后，翻来覆去地批评他的陪护不及格，他也只是微笑着默默倾听，没有一句解释与辨驳，全盘 接受母亲在女儿面前对他的毫不留情。看着我几次欲开口截断 母亲的话，他拉着我走到花草茂盛的阳台上，小声地叮嘱我： 你不要介意，你妈生病了是有点娇气。

窗户缝隙间透进来的风，吹过父亲清瘦的身体，深棕色的 外套下，他显得有些佝偻，脸上沟壑纵横，像家乡稻田间的阡 陌。七十三岁的父亲，不管是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还是在 母亲强大的气场面前，从来没有学会理直气壮。持续多年的矛 盾，每天重复的争吵，撕裂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情感，甚至撕裂 了他们共有的那些回忆。但是，他们仍然像阳台上的这两株兰 草，泥土之上细长的叶片冷淡疏离，而泥土之下，庞杂的根系 早已交错缠绕在一起，伤筋动骨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文章来源：《湖南文学》

推荐理由：每一对父母和子女都是相爱相杀，我们总是埋 怨父母老土，思想陈旧，不理解我们，其实我们又何尝理解过 他们为人父母的艰辛和无奈。作为子女，我们永远都欠父母一 声：对不起。

推 荐 人：易  蓉